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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度”善

2020/6/11 16:58:00

撰稿|吴俊宇 琨珸

编辑|吴俊宇

我们都听说过“科技向善”这样一个词汇。

2019年,“科技向善”成为一面旗帜被腾讯展开。事实上,追根随缘,“科技向善”这个词汇来源于欧美科技界在2016-2018年之间的一系列媒体和社会自发讨论,当时“科技向善”这个词在欧美舆论场往往有三个说法:

Tech For Common Good;

Tech For Social Good;

Tech For Good.

三个词汇合流是在2018年5月。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了2018年TECH FOR GOOD峰会,邀请微软、脸书、腾讯、英特尔、IBM、三星等全球科技巨头,以及顶级风险投资公司和科研机构的60位代表共进午餐并交流。

从此TECH FOR GOOD成为一个固定性的国际会议,每年轮值在各国召开。

巧合的是,在2018年1月,腾讯研究院在北京751D·park举办T-Meet 大会,正式启动Tech for Social Good(科技向善)项目。

内外呼应下,腾讯顺应趋势,在那一年年底直接喊出了“科技向善”的口号。

善良、善举能否测量?当然可以。

6月5日,马化腾在朋友圈晒出了835分的支付分。这种分值,很大程度就是各种日常行为在模型中被计算出的。

事实上,哪怕连感觉、意念、心理这类听起来“形而上”的概念,也可以实现测量。

测量,是依据一定的法则使用量具对事物的特征进行定量描述的过程。在生活中有很多度量衡:比如温度、湿度、角度、弧度、高度、经纬度等。这些客观、实实在在的东西度量后就可得到精准数字。

心理学上,心理测量(psychometrics)的概念,就是依据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使用一定的操作程序,给人的能力、人格及心理健康等心理特性和行为确定出一种数量化的价值。

正因有了心理测量和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才作为一门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那么,有关人类的善行,是否有一种度量衡可以测度?假设,善行能够被捕捉、被量化,那么是否就可以通过引导善举,来实现社会治理往积极方向的发展。

不少科技公司主张的“科技向善”、“科技为更好”,也许不单是在社会治理中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价值体现,或是他们未来的商业发力方向和奔赴的一片蓝海也未可知。

商业的生态格局也许正发生变化。

胡萝卜加大棒

社会发展与治理无非是惩恶和扬善。

有关社会治理的理念,古代的中西方就有“Carrot and Stick胡萝卜加大棒”的智慧。有效的治理需要恩威并施、因势利导,既需要制定法规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惩罚(Stick),还应对正面的文明行为进行持续的回报和激励(Carrot)。

反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现在还是以“罚则“为主导,覆盖面受限。而人性本身是趋利的,因此还需对微小而积极的行动进行记录和鼓励,给予正向激励。

那么接下来,想要弘扬善行就有摆在眼前的三个问题需要厘清,到底怎样定义“善行”,又怎样度量“善行”,以及需要制定怎样的激励机制来弘扬。

那么怎样定义“善行”?从大的概念来讲,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善行。

2014年,英国政策顾问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创建了“优良国家指数”(Good Country Index)。

这个指数主要从联合国的数据中得出,从慈善和维和部队(积极向的)到武装部队杀死多少人或出口多少武器(消极向的),可以理解为各国从世界上给予和索取的东西。

“优良国家指数”还对参选国家制定了35项衡量指标,从接收多少难民,到向国外派遣多少学生,再到出口的有毒废物数量等等。

Good Country Index(2015)

爱尔兰连续几年评选都成为这个指数下的第一名——“最美好”的国家。换句话说,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是世界上最不自私的国家。

这是对一个国家“善行”的衡量。

小范围对个体而言,或许可以将一个人的行为与道德的相关联来衡量“善行”。如果可以积分制来计算,比如一个人说了721923次谢谢,开了12325次门,捐了33次给慈善机构,相当于:734281的积分值。但是他又撒谎了2212次,插队了351次,公厕的马桶座上442次忘了清洗,那么最终结果是:731276分的“善行值”。

此外,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发起方想要激励某种行为,是否也可以把这定义为“善行”?

在低碳出行的场景中,“减排量”的高低可以作为善行标准;在健康生活相关的场景中, “卡路里”可以作为标准;在倡导鼓励阅读相关的场景,“阅读时长”可以作为标准等等。

不论国家、行业或个人,扬“善”,都需要弄清楚什么才是善,基于哪些维度的衡量,如何量化这些善行,以及如何激励才能弘扬善行,社会的发展才会源源不断地向正向流动。

科技能否“度”善

“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的大小,以前受制于技术发展,很难进行科学度量:

缺乏技术工具激励小善行为成本高,且缺乏量化工具;

  • 缺乏协作机制,惩恶”只需单个或少数部门跟进执行,而“扬善” 往往需要多方协作;

  • 缺乏治理机制,较难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的穿透式管理;

  • 关于“小善”的度量工具,中西方社会中此前也有一些尝试。

加拿大鼓励劳动交换的LETS时间货币项目(1983年)、日本鼓励照顾老人的Hureai Kippu关爱关系券(1994年)、美国帮助邻里和志愿服务的费城等值美元(1996年)。

去年9月,国内第一家民营银行,腾讯牵头发起设立的微众银行,对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参考框架—善度MERITS,即度量善行。这是一种针对善行,实现度量、激励、跟踪、监督机制的社会治理框架。

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与腾讯去年宣布的新愿景和使命“科技向善”相互呼应。

善度是一种普适性的参考框架,不是一种独有、具体的产品或服务,也不依赖于特定的技术种类或具体平台。任何企业或组织都可以根据这套框架,针对特定场景,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探索基于善度框架的落地方案。

在善度框架中,包含了三大核心机制:度量尺度、激励相容、合规治理。

首先,度量尺度是指需要对善行进行度量、记录和累积。随着5G、物联网技术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各类正向行为数据可以通过传感器自动化采集,并与个人身份实现绑定,从而达到记录累积的效果。

在善度框架内,“善”更指的是公众具体的善行善举的具体行为,比如垃圾分类,通过IOT等设备来记录人们日常遵守分类的操作流程,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微众银行希望通过实施有效的激励或奖励,鼓励公众尽力践行诸如垃圾分类等微小而积极的文明行为,打破“以恶小而为之、以善小而不为”的不良循环。通过领先的技术对于文明行为进行精确记录,形成一整套度量尺度。

其次,激励相容。这个概念最早由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教授在1972年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他提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保证人们在追求自利的情况下,还能保证社会整体向善和稳定。

在善度框架里,“激励相容”的意思则是指保证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激励所有参与者。

这里需要提到善度的7个参与环节:为确保发行、分发、赞助、兑换、清结算、监管等环节合法合规、高效运行,在参与方角色的设计上,善度框架可归类涵盖发行者、分发者、赞助者、兑换平台、清结算服务提供者、监管者、终端用户等七大角色。

这些角色的存在使得善度成为度量善行行为的一个完整闭环:既有规则的制定者,也有执行者,有提供赞助者,也有监管者,各方社会力量合力参与推动公众的善行。

比如,善度分发者通常是拥有用户流量入口的平台渠道、或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可信机构,其出发点是一方面支持善行的普及。

一方面也为自身的用户带来增值服务。善度赞助者作为整个善度体系内在价值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无盈利诉求的公益组织,也可以是有盈利诉求的商业组织,通过为公众的善行提供回报和激励。

一方面可扩大自身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或试用机会,实现商业价值。

一方面可以因参与善行生态,强化品牌建设,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善度终端用户即践行善举的个人或企业用户,可获得相应的激励与回报,助力善有善报的社会文明良性循环。

最后,合规治理。具体来讲,“善度”框架兼顾创新与风险平衡,“善度”由政府机构进行价值闭环设计,不能和法币进行双向兑换获取现,不涉及影响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同时预留监管接口,保证运行模式可监管、可审计。

到底是怎样进行度量善行,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倡导“低碳出行”,大多数居民大众自发选择遵行。那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又如何肯定这些低碳出行行为,并激励和推动更多的人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呢?

基于善度框架,由微众银行提供区块链技术支持,同北京环境交易所、北京绿普惠共同打造的“绿色出行普惠平台”正式上线发布。

各个参与者也对应了善度中的角色设计:比如北京环交所,既担任了发行者,牵头倡导绿色出行的理念,也兼任监管者,确保整个体系的公平、合理、合法、合规。北京绿普惠则同时担任分发者和兑换平台,承担绿色出行行为的度量和奖励品兑换职能。还有很多保险公司、银行、汽车企业等机构承担了赞助者角色,提供了相应的奖励。

这其中,微众银行担任了金融清结算服务提供者,并提供了区块链技术支持;当然,主角是广大践行了绿色出行生活方式的用户。

目前平台绿色出行场景聚焦于机动车停驶减排,未来将拓展至机动车绿色驾驶、ETC使用、公交、地铁等更多种交通方式下的绿色出行场景。

这样的案例,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不可忽视。

微众银行的思考

微众银行是由腾讯在2014年牵头发起成立的国内第一家民营互联网银行。与大家熟悉的其他银行不同,微众银行不开设物理网点,提供的是纯线上服务,并且365天x24小时无间断运行。力求服务更多的普罗大众和小微企业,这也是“微众银行”名字的由来。

微众银行服务了超过2亿多的个人客户和90多万的小微企业客户。2019年日交易峰值已能达到近6亿笔,比肩国有大型银行同等规模水平。

此外,它至今累计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过900项,在2019年的全球银行新申请发明专利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这样的一家“银行”,为什么会推出“善度”这样一个框架,瞄准社会治理问题?

善度的背后是由微众银行提供的区块链技术,由此也看得出微众银行在区块链、分布式技术上的思考。

将时间轴拉回到2015年10月31日,区块链被冠之“信任的机器”首次登上《经济学人》的封面。国外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纷纷入局区块链,紧接着,国内也开始了政策加持、巨头布局、资本追逐。

这几年,区块链的发展有目共睹,越来越多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开始进入商业化,但迟迟未见产生“规模化效益”,人们对于区块链向何处去深表怀疑。

另一方面,比特币这类虚拟货币掀起了“炒币”狂潮,坊间都是“割韭菜”话题,行业发展云雾缭绕,以至于很多人混淆了区块链技术,不再看好。

实际上,区块链技术一直有大批执着的“信徒”,他们“念念不忘”,开始“终有回响”。

近年来,国内的联盟链持续发展,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多方共识、全流程追溯的特性,可以广泛应用于如版权保护、司法、溯源等等领域。

微众银行自诞生以来非常重视分布式技术研发和相关技术落地,先后牵头成立了国内首个金融区块链联盟“金链盟”、牵头研发并开源国产联盟链底层平台FISCO BCOS等等,并十分注重开源大量金融科技底层技术。

微众银行2018年则提出公众联盟链的畅想,近年也在多个商业场景内落地应用等等。

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智涛曾表示,“社会治理,将是未来 10 年区块链能够发挥出来巨大潜力的领域。”善度框架借助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全流程追溯、多方共识等特性,可满足监管、审计需求,可兼顾创新与风险平衡。

从2018年的公众联盟链到2019年的善度,微众银行的动作或意味着分布式技术实现从商业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跃迁。

2020年,新冠疫情给各个国家的公共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疫情的有效防控需要发挥全民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仅仅依靠民众的自觉性或不足够,使用惩罚机制则需要较高的执行成本。而“善度”框架通过多方合作并给予民众的正向激励方式进行引导,实现良好的治理成效。

比如,疫情期间,出入公共场所需测量体温、在人口密集区域需正确佩戴口罩等防疫行为需要大家的有效配合。

基于“善度”框架,卫健委、疾控中心等机构可作为善度发行者或监管者,根据体温测量次数等度量尺度,制定疫情防控积分的计算规则以及激励品(如口罩、消毒酒精等)的兑价机制和兑换标准。

此外,在获得个人授权的前提下,电信运营商、海关、物管平台等则可以作为分发者,一方面可通过各类设备收集相应数据,另一方面为终端客户分发相应的防疫积分;

医疗药品、防疫用品相关企业或其他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都有机会作为赞助者,以有形的激励品鼓励大众对疫情防控的贡献;政府部门亦可以作为赞助者,提供一些无形的激励或认可。

善度框架可通过度量尺度、激励相容、合规治理等机制,对人和人的行为进行精准度量,进一步推动人、事、物等社会要素的数字化进程并建立起良性的协同机制。

“技术有用武之地”,这对于区块链技术的行业发展无疑是一剂振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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