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八十七岁的英国退休农民保罗，独自住在乡下一栋残破的平房里。

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保罗的体型依旧庞大，一如绵延千里的农庄。在漫长的历史中，农庄往日的故事早已褪色，藏在老人日渐松弛的皮肤褶皱之中。

上世纪90年代，保罗结束了“五英亩养活一家人”的古老传说，大型连锁超市成为主导整个英国农业的巨兽，一举吞噬村庄的肉铺、水果店和小杂货店等14家个体商户。

保罗的厄运，从全球化浪潮重卷英国开始。而对于远在中国东南方的小城义乌，这是一个黄金时代。

彼时，走街串巷的义乌商人已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世界各地来到义乌的国际“倒爷”，在繁忙的小城奔走往来。全球化浪潮的洗礼，给予这座小城前所未有的商机。

自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伊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便犹如永动球般周而复始。浪潮的两极是国家利益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博弈，在国度与个体之间产生的效果千差万别。

一个个故事，洒在时代的金箔之中，抬眼望去，有如高楼叠起的财富梦，也有如坠深渊的破产劫。

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

二战结束后，少年保罗决定永远留在乡下。

当时，整个英国囊空如洗，日常所需的白糖、小麦、肉类全凭粮票购买，很多人在自家后院种地养鸡。

为保生活安稳，父亲将保罗送到乡下。英国乡间四季变化优雅而迷人，保罗从培养律师、银行家的语法学校辍学，希望在农业和畜牧业上有所建树。

1951年，保罗结束了异常艰苦的学徒生涯，父亲掏出500英镑，买下哈德邯村的五亩耕地和一栋维多利亚式小农庄。

彼时，不足一亩地的后院便可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凭借父亲赠予的五亩地，21岁的保罗建起了养猪场。

20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极大，在农药、畜牧业、耕犁机器等方面均有补贴。

一直到60年代，家禽出品价格都是政府规定的，完全不受市场的影响。“辛苦养大的猪被砍到跌破价这种事，我那时可是丝毫不用担心。”

那是英国农业还未迈向工业化的时代，一些隶属于贵族的英国农庄纷纷没落，耕地以几十英镑不等的价格落入如保罗一般的中小农场主手中。

即便没有家底的农民，单纯依靠出卖体力，也能活下来。

对于哈德邯村人来说，耕地像血脉一样代代相传，不单是一种生计，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乡间的农民，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农耕社会。耕种、放牧、祈祷，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升腾在英格兰的浓雾之中。

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曾探讨这种乡绅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小世界，但能够和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

乡间赋予人的精神和物质的自由，在中国小城义乌却失效了。

和英国哈德邯村一样，义乌周围山岭连绵，不乏自然美景，但这里交通闭塞，土地贫瘠。

穷则思变。农闲时，义乌人便走街串巷，用当地甘蔗做成的红糖换可做肥料的禽畜毛。

有人说，“鸡毛”这个意向最能代表义乌人敢闯敢拼的精神。因为鸡毛便宜却能养活人，鸡毛也最轻，稍微有风便能飞上天。

改革开放以后，义乌人家家户户做起挑货郎，外出讨生活。义乌人将头绳、拨浪鼓、明星照片等一些廉价的小玩意儿放到货担中，不停地走，不停地吆喝。

或是留守农庄，或是走街串巷，在全球化潮流还未席卷全球之际，人们的生活看似平稳而安逸，而巨变也悄然来临。

时代变了

2002年底，义乌绣湖广场落成，当晚烟花在黑幕中绽放。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布满露天厕所的村郊野地，如今一个约等于12个足球场大小的巨型广场已然建成。

和绣湖广场一同投入使用的，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这个超级市场拥有7.5万个摊位，据说如果在每个摊位前停留5分钟，每天逛8小时，需要两年多才能逛完。“没人敢说自己逛遍了整个义乌国际商贸城”。

自商贸城建成伊始，国际化便注入义乌的血脉之中。机场、客运站的站牌上，标注着中、英、阿拉伯三国语言。“鸡毛换糖”成为历史，此时的义乌已经变成一个极具商业化的城市。

财富进行曲响彻山城，每一个出海的货柜中，都弹跳着美元音符。全国各地的淘金者来到义乌，出身书香门第的林枫便是其中之一。

带着“一年买一辆QQ”的目标，林枫一穷二白来到义乌。他到商贸城打听档口的摊位费，一年租金30万元，远超想象。生意做不成，只能先从柜员做起。

直到2004年底，林枫结识了一位朋友，二人一拍即合，在商贸城附近的城中村租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住人，一间充当仓库，开始了创业生涯。

林枫和朋友从小商品市场采购，再转手卖给国外贸易公司，从中赚差价。仅仅两个月后，林峰和朋友便拿着25万元现金买了一辆进口车。

这种极低成本的创业故事在义乌随处可见，几乎每栋居民楼里，都藏着联通世界的生意。

当年圣诞节，美国媒体人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有25件。除此之外，家里的玩具、袜子等日常用品也来自中国。

然而时代的巨变，对于遥远的英国农民而言，却是灭顶之灾。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的不断壮大，超级市场极速膨胀，到90年代，迅速占领英国所有大小市镇，“主导整个英国农业”。

超级市场要海量供给，要稳定的供应链，也要最便宜的价格。1英镑一串的香蕉，超市能净赚40分钱，却只肯付给蕉农1分钱。

席卷全球的自由贸易，导致英国大量中小农场主关门倒闭。据BBC“乡村档案”记载，因为破产，英国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自杀。

在90年代初，年近五旬的保罗不得不靠各种零工熬到退休，曾经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去不复返。

回到过去

2020年初，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的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登上银幕，影片的镜头对准了一群圣诞商品工厂的工人。

他们或是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或是附近村落的留守老人，在嘈杂繁忙的车间里，一脚一脚踩出让人倍感温暖的圣诞商品。

这些花哨而喜庆的彩灯、圣诞帽和小驯鹿，将摆在义乌商贸城的“圣诞街”上，供往来的外贸商人挑选。

多年来，义乌已然成为全球圣诞商品的最大源头，据2021年企查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现存圣诞工艺品相关企业1170家，其中有728家在义乌市。

从走街串巷到扬帆出海，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义乌创作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但对于英国农民而言，全球化显得遥远而庞大。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彼时，英国国内陷入退与留的两大阵营，与此同时英镑大跌、物价上涨。

缩水的钱袋、未知的工作前景和危在旦夕的国民医保，让英国民众陷入朝不保夕的负面情绪。

哈德邯村一半以上的原住民，都是坚定的“退欧派”，据公投数据显示，90%年龄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都投了退欧一票。

而果园主史蒂芬的话，从更为感性的层面解释了退欧派的感受。“我想回到过去，回到一个以地方为中心、地区掌握自治权的时代。”

在全球化资本垄断的意识形态之下，超级农场以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生产有毒的廉价农产品，农民被逐出土地，被迫成为“移民工”。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导第一次全球化高潮。随着“一战”的结束，第一次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呼声达到顶峰。

此后两个世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浪潮此消彼长。在涨与退之间，是国家利益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博弈。

正如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贸易政策和它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决定了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进步还是让国家退步。”

哈德邯村的农民仍在苦苦挣扎，退欧是他们唯一获得发声的渠道，“我们所热爱的一切正在失去”保罗的言语中充满焦灼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