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2024年1月24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一声叹息，戴逸还是走在了《清史》面世之前。

　　24日下午，写了一首《无言》，追赠戴逸先生。

　　 《无言》

　　回望神州三万里，秉笔著史七十载。

　　安能畏人千万言，垂老矣矣事未尽。

　　何当再举班校书，人间难寻太史公。

　　却道浮生如过客，举杯停著意茫茫。

　　另：2015年6月， 我写了一篇文章《<清史>迟迟不出世让人揪心 》,今天以附录的形式发出来。

　 附录：《清史》迟迟不出世让人揪心

　　周末和友人小聚，纵谈中国历史风云变幻。有人提出“编修工作启动这么多年，《清史》为什么还没出来呢”?

　　友人这里说的《清史》，正是指我们官方的《清史》，这项工程在2002年启动，当时中央领导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政治局常委的批准，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工程由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约6亿人民币，用10年或10余年的时间完成。为了这项工程，专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知名清史专家戴逸领衔，并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有《二十四史》的说法，这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把编修前朝的历史作为极为重要的工作，其重视程度绝不亚于我们今天官方重视的的南水北调、神舟飞船、三峡水利等工程。

　　《清史》工作一再“跳票”让人揪心

　　《清史》的工程是2002年批准的，按照当时预期的进度“用10年或10余年的时间完成”，到了今天已经到了出版面试的时间，但迟迟没有面世，让一众关心历史的群众不免担忧。

　　2011年12月，有媒体报道戴逸反复强调，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一百卷、三千五百万字的“送审稿”。戴逸说，如果到2012年还完不成的话，就要像干将莫邪炼剑一样，跳进沸腾的熔炉。但清史工程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很多研究者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而一再拖稿，让戴逸焦虑万分。

　　后来(2012年初)有媒体报道，《清史》编纂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截至2011年年底，《清史》145个项目已有130个项目提交了送审稿，审改工作全面展开。按进度，2012年年底将基本结束审稿工作。这条消息让我们这些明清历史的爱好者看到了曙光，当时我感觉再怎么迟2015年肯定可以看到《清史》的面世。

　　但项目的进展没有我预想的顺利，笔者注意到，2013年12月戴逸在人民大学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后表示“由他领衔编纂的清史历经11年工作，近百卷的初稿已经完成，整部清史预计将于三年后面世”。也就是说，《清史》最快到2016年我们才能看到，而且戴逸先生用了“预计”二字，说明年清史也有一定可能不会出来，而且以戴逸先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清史》还真可能跳票。

　　《清史》编修工作没有得到国家足够的重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断代修史!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后，不管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不管经济落后还是先进，都要为前朝修史，否则说明你这个王朝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明史》是清朝的人编修的，《元史》是明朝人编修的，按照这个节奏我们新中国的人当然要编修《清史》。

　　事实上，历代修史都是由宰相、大学士来牵头，说白了历史上负责编修官方正史的人基本上都是正国级领导人，这个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明史》的负责人张廷玉是内阁大学士，《宋史》的负责人脱脱是宰相、《新五代史》的负责人欧阳修是参知政事、《隋书》的负责人魏徵也是宰相。

　　戴逸老先生也说过没有权威机构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学术力量。我们修清史要调动各种力量，必须有权威的领导，清史编委会最好由一位副总理来挂帅，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力量。

　　而我们今天的《清史》编修工作的总负责人是戴逸，从学识和能力来说戴逸不比欧阳修、张廷玉差，但级别上差太多，级别低意味着调动资源的能力差，而修史最大的障碍就是各方资源的调动和统筹。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对《清史》的编修工作相比历朝历代，简直太不重视了。6个亿的投入貌似很大，但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和投入的资源占比，相比我们的上一本正史---《明史》差太远了。

　　前段时间看到一些网友表达“花6个亿为了写一本史书值得吗”的观点，我对此心痛不已，我们当代年轻人对历史的无知和漠视让人心寒。很多人不了解《清史》的编撰工作何其浩大，绝对难过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而史书不是写作出来的，而是编修出来了。《清史》有3500万字，但准备的资料素材超过30亿字，图片超过几十万张，全国上千名专家为此付出10多年的专家，6亿的经费真的很不够。

　　《清史》没有进行科学的人员搭配

　　在我看来，《清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科学的人员搭配。现在全国各地很多专家在戴逸的奔走下，或为名、或为利、或为道义加入了《清史》的编修工作。但大部分项目领衔者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专家。

　　提起历史专家，我想大部分人印象里肯定是满头白发的博学大家形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现在负责编撰清史的专家，除了戴逸，其他人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专家。诚然，修史需要专家，需要大龄的经验和学识丰富的人才，但修史也需要年轻人参与进来。年老的有年老的经验好处，年轻的有年轻的好处，搭配起来才能把工作做好嘛。近年来，祁龙威、冯其利、溥任等一大批清史专家或者研究者因年事已高离开人世，这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能不能让一批青年学者真正意义上参与到编修工作中来呢?

　　为什么没有足够地使用信息化的手段

　　当年，司马迁受宫刑，在狱中完成了《史记》，可谓《24史》中出世最艰苦、最委屈的一部。后来，大部分的朝代编修前朝历史环境好了很多，冬天有炭炉，夏天有扇子，时不时还有各种补助。

　　即使如此，到了24史的最后一史----《明史》的效率仍然非常低下。举个简单的例子，某条历史事件需要去四川成都某个学馆寻找相关史料做参考，这就需要北京明史馆(笔者注：明史馆指清政府为了编修《明史》设置的机构)相关负责编修的官员从北京跑四川一趟，然后取回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之久，如果取回来的东西用不了或者不够用，得了还得再跑一次。

　　到了21世纪，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应该把信息化以及ERP系统利用起来，修史的效率按理说应该比古代高了几十倍几百倍不止。但现在我们看到信息化时代下，新科技并没给《清史》的编修工作带来多大的助力。2014年中秋节左右的时间，一位青年学者去北京东城区戴逸的家中拜访做客，让这位青年学者震惊的是“戴逸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清史专家，居住环境非常简陋，清史相关的资料堆满了家中的整个屋子”。

　　可敬又可悲，为什么到了2014年，我们的编修相关的资料时“还要堆满了整个屋子”，这些资料如果能够数字化，不管是编辑还是检索，还是旁证左引或者是某条细节资料找寻都比“在满屋子的资料中寻找”要方便的多。

　　写在最后：时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戴逸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呜呼，吴晗、郭影秋已逝，戴逸老先生也年近90，而当今中国编修《清史》，除了戴逸谁还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