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从非必要不出境到非必要不出市，从非不要不出校到非必要不出门，从非必要不外卖到非必要不网购，甚至非必要不就医。“非必要”似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非必要”之余又留有余地，即必要出境、必要出校、必要外卖和必要就医等等。当然，规则设定有规定的道理，生活的前提是生存。疫情当前，大局为先。但在前所未有的“非必要”下，一些“非必要”又是否真的“非必要”？当生活被层层剥壳，剩下的那点东西，还算生活吗？从必要到非必要，在特殊的时期里，人们仍旧试图夺回一点“日常”的定义权。
在特殊时期里，人们被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断舍离”——隔离在家给人们带来了足够多清理房间和重拾家务的时间，严格的管控让过去的“想要即得，想买就买”不再有效，人们被迫真正实践了所谓的“延时满足”，也彻底明白了一些过去难以明白的“不需要”。当前，随着物质的丰裕，人们所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也越来越多，这些选择越来越占据了人们的空间——人们的笔筒里会常有一支不用的笔，写字台也总是留着不知道何时会用到的订书机、只写了几页却没有丢掉的笔记本，桌下的柜子里则会有放了很久挤压了数年的纸质资料。收纳的概念由此而生，五花八门的收纳技巧和整理方法，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工具。于是，按照收纳专业人士的指导，本就拥挤的家里又多了一堆收纳装备。但不管是由于时间紧张，还是图省事情，久而久之，这些收纳装备又会成为摆设，没有起到收纳的作用，反而占用了家里有限的空间。《只过必要生活》的作者匠久认为，所谓必要状态，就是只要制定并遵循必要标准，就能达到最自然最理想的状态。而过去的“随心所欲地做决定”虽然能让我们感到舒适，但称不上“标准”。随心所欲做决定的状态，就像球来回滚动，一如我们对所拥有的物品做取舍时摇摆不定的心态。更本质的来说，明白什么是“非必要”的东西，是为了重塑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为自己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状态。而疫情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一方面，疫情创造的“非必要”环境，让我们得以清理不需要且占用生活空间的杂物，整理家务的过程也是整理是思绪、清空大脑的过程，随着旧物的消失，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大脑也变得越来越清爽，可以让更多意义的事情入驻大脑，优先处理更加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被琐事缠身。苹果之父乔布斯在做重大产品决策前，就会去一个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冥想，在放空杂念的情况下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就像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一书中所说：“断舍离是通过整理东西来了解自己，整理内心的混沌，把不要的废物清出去。利用收拾家里的废物，来清理心理的杂物，让人生变得更开心。”另一方面，正是在疫情的“非必要”环境下，人们才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囤过货的人会知道，“储备粮食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么简单，尤其是食物——食物是有保质期的。而人们则需要想清楚自己一天吃掉多少食物，食物的保质期上限以及常规补给周期就能计算出合理的家庭囤粮数量。换言之，很多时候，疯狂的囤积物资也并不是真的需要，而是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
“非必要”让人们更了解“必要”是一方面，但“非必要”强制下的“必要”又是另一方面。特殊时期下，必要的事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体。尤其是身处上海的人们，从起初的非必要不出入境、非必要不离沪，随后变成了非必要不出小区、非必要不团购、非必要不外卖。在上海，管控让2500万上海居民都呆在家中，原有的线下购物渠道几乎都被切断，而像盒马、山姆和叮咚买菜等线上购物渠道因为运力限制而无法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团购几乎成为居民获得日常生活物资的唯一途径。尽管团购受到用户和商家的欢迎，但是对于社区的管理者来说，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因为进入小区的物品会增加病毒进入社区的风险，不断增加的物品还增加了小区内志愿者的工作强度。于是，很多社区只能对团购做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从诸多小区对团购范围的规定来看，大米、面条、食用油、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牙膏、洗衣液、厕纸、口罩、母婴用品等是必要的物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属于“必要生活物资”，有些小区在这个名单里又划出三六九等，比如华高新村第一居民委员会将“鱼虾、快餐、豆制品、矿泉水、酒水饮料、休闲零食、奶茶咖啡等”列为“改善型副食品”，排除在了必要生活物资的范围之内。但显然，每个人心里的“非必要”是不一样的。而且，几乎不可能让它们保持“一样”。而问题是，什么才是必要的，非必要又是由谁来定义？“非必要”命名背后的边界问题，似乎因为居民们默认都是由官方定义的，只能听之任之，久之习惯了这种“非必要”的滥用。但所谓“官方”也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定义，从疾控中心、街道办、居委会、物业，甚至是小区门口的保安，都可以是“官方”的组成，比官方更直接与社会个体接触。于是，一轮轮非必要辞令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作为封控承受者的人们，只能在这段奇怪的时期，被要求将个人欲望降到最低，最好不要鱼虾，最好不要咖啡，最好不要酒水饮料，因为这些都是“非必要”的事情。到后来，不需要一纸文书，人们的自我已经开始规训。不只一个人说“不给小区添麻烦”“这不是必要的事情”，终于，原本属于个人权利的外出，反而因为“非必要”而成了需要谨慎的行为。人们生活的底线，也以非必要之名，退到了必要的范围。从非必要到必要，人们得到的是生存，但失去的是生活。
柏拉图将欲望分为两类，这两类欲望就是“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对于必要的欲望，柏拉图是这样界说的：“有些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可以正当地被叫作‘必要的’。还有一些欲望满足了对我们是有益的，我想这些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种欲望的满足是我们本性所需要的”。可以看见，柏拉图认为的“必要的欲望”有两个特征：不可避免；对我们有益。必要的欲望之所必要，根本在于欲望的满足是本性所需要的。就好像，吃饭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不吃饭，人会死掉，同时吃饭对身体之善也就是健康是善的，总之，吃饭对人的生存而言是“善的”。虽然柏拉图对“必要的欲望”的定义仍然是很模糊的、不严谨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就柏拉图的必要的欲望论，必要的欲望之为必要的欲望，根本在于欲望的功能，在于必要的欲望的满足能帮助人们获得“善”。反过来说，如果一种欲望的存在和满足不能帮助人们获得“善”，那这种欲望就是“不必要的”。回到今天的逻辑，所谓“非必要”，一开始无非是说不那么紧迫的、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它对应的必要，是温饱、睡眠，是活着本身。于是人们会发现，非必要是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任何有关生活和思考的事物。当生活被层层剥壳，而人们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疫情造就的特殊状态，使得活着是必要，其他非必要都可以舍弃，可问题在于，失去的非必要一定会回来吗？这个特殊状态会存在多久？亦或者，今天的特殊状态会给明天带去什么影响？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最终习惯了“非必要”的生活，当一个人习惯了自我规训，当人们默认世界总是不安全的，为了安全也可以上缴自由，这时候，“非必要”就将成为一种无限状态，而当更多人加入到非必要辞令的滥用中，出于安全、麻木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将“非必要”的话语扩大化时，它又会在潜意识层面规训人们的行为。从古希腊时代走到今天，人类文明一步一个脚印，印出的都是人们对于“非必要”的争取，尊严、自由、情怀，特殊时期终究会过去，但人们应该意识到，当过分强调“非必要”时，我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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