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财险行业重磅炸弹来袭。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向各财险公司和各保险中介机构下发“征求意见稿”，督促财险公司严格执行“报行合一”，要管控保费风险，推进财险行业降本增效。

所谓的“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执行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要和监管部门报送的备案材料保持一致。通俗来说，就是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这对正值“多事之秋”，前董事长章更生被逮捕的建信人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报行合一”禁止以“出单费”“信息费”等名义支付额外费用。建信人寿2025年一季度因财务数据不真实、虚构中介业务等问题已受到三项监管处罚。政策实施后，其需建立更精细的费用分摊机制，确保佣金、培训、客户服务费等均在备案范围内，并定期回溯分析费用假设。

这对建信人寿来说，将来的挑战很大。

建信人寿成立于1998年，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银行控股的保险公司之一，前身为太平洋安泰人寿，天眼查显示2011年，中国建设银行通过股权收购，成为太平洋安泰人寿的控股股东，随后将其改名为建信人寿。

作为银行系险企头部企业，建信人寿在过去十几年里，不管是保险业务收入还是公司净利润，一度保持着一路高歌的状态。但在2022年，建信人寿辉煌的业绩戛然而止，亏损超17亿元；2023年，继续亏损40.32亿。

好在去年，建信人寿终于扭亏为盈，净利润2.21亿元。但这主要依赖新会计准则切换的影响。在新准则下，利率下行推高固收资产公允价值，2024年建信人寿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激增1326.5%，大约48.5亿元，直接覆盖了主业亏损。

如果按会计旧准则，建信人寿2024年Q1实际亏损12.53亿元，2024年Q4单季仍亏15.56亿元。这也暴露了其盈利的波动性。

那到了今年第一季度，情况有好转吗？其实本质上和去年的情况相似。

2025年第一季，建信人寿虽然利润达到3.8亿元，同比扭亏，净资产增至53.6亿元，较年初增11.2亿，但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34%降至219%，核心偿付能力溢额缩减28.7亿元。

该公司表示，上述指标的下滑受一季度利率快速回升影响，固定收益率资产产生浮亏，实际资本有所下降，资产配置变化导致最低资本有所上升。

此外，利率的波动对其资产价值也产生了负面影响，2025年一季度利率快速回升导致固定收益类资产浮亏，直接造成实际资本减少14.85亿元。

当然，其中亦不乏亮点。首先是新单期缴保费占比达81%，续期保费同比增长19.3%，初步形成“期缴+续期”的可持续业务模式，降低对趸交产品的依赖。

其次是保障型产品扩容。建信人寿加速开发养老分红险（如“尊享鑫禧”“悦享延年”），提升浮动收益类产品占比，响应了监管降负债成本要求。

此外，建信人寿战略布局了养老金融生态、绿色与科技投资、“保险+体育”创新等模式。例如构建“悦享金生”养老服务网络，覆盖30个养老基地，签约4.2万科创企业员工，提供324亿元保障，服务老龄化战略。

除了当前的盈利难题，7月3日正式推行的“报行合一”，对建信人寿来讲更是雪上加霜。报行合一要求手续费支付与业务实质严格匹配，导致银保渠道手续费率大幅压降。

而实际上，从2024年开始，建信人寿的手续费已经开始下降，去年银保渠道手续费率同比下降30%，2025年Q1进一步下降28%。尽管公司通过优化客户分层将期缴业务边际利润率提升至18%，但手续费率下降带来的收入缺口仍难以完全弥补。

银行在手续费率下降后，通常更倾向于优先销售其他手续费更高的竞品，导致建信人寿产品在银行渠道的展示位和推荐力度减弱。

2025年Q1，建信人寿银保渠道保费占比虽微降至91.8%，但市场份额从2024年的0.98%进一步降至0.95%，反映出渠道依赖下的被动性。

为维持合作，建信人寿额外投入资源进行营销支持，例如为建行客户提供专属增值服务，但导致综合成本率上升1.8个百分点。

这种转型实际上殊为不易，因为对旧有渠道的依赖已根深蒂固。例如建信人寿基层机构长期存在的“费用体外循环”问题，部分分支机构通过虚列培训费用、会议费用等方式套取资金用于支付渠道激励，这种操作在报行合一后被监管精准识别。

合规风险的频发反映出公司内控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需从制度设计、人员培训、技术监控等多维度进行改革。

为满足监管要求，建信人寿2025年Q1增设合规岗位320个，合规费用同比增加45%，直接挤压净利润空间。

公司需投入大量资源升级财务系统、完善费用审核流程，并加强内部审计力度，导致运营效率下降。

这就涉及到建信人寿在报行合一趋势下的核心问题：业务结构转型困境。在报行合一政策下，客户对产品费用透明度的敏感度提升，叠加市场利率波动必将导致市场竞争力弱。

2025年Q1，建信人寿新单期缴保费同比增长17.4%，但分红险占比仍高达83.57%，传统保障型产品仅占5.67%。在利率下行周期中，高比例分红险的利差损压力持续累积。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5%，公司固定收益类资产浮盈可能回吐15亿元，直接影响实际资本。

同时报行合一政策推动行业向保障型产品转型，但建信人寿保障型产品开发周期长达18个月，显著慢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5年Q1，建信人寿保障型产品保费占比仅提升至7.2%，距离行业平均25%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产品创新能力薄弱导致公司在健康险、意外险等领域竞争力不足，难以吸引对保障需求较高的年轻客群。

受渠道收入下降和产品竞争力不足影响，建信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市场占有率从2024年的0.98%降至2025年Q1的0.95%，在银行系险企中排名第二，但与中邮人寿801亿元的差距扩大至571亿元。

市场份额的流失不仅影响规模效应，还削弱了公司与渠道谈判的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2025年Q1，建信人寿银保渠道退保率达19.46%，其中聚富6号年金保险（万能型）年度累计退保率高达93.01%，退保规模达128.92亿元。这不仅导致现金流承压，还使得公司需额外计提责任准备金，进一步侵蚀利润。

七年四换掌门人背后的战略缺失

当下建信人寿面临的困局，实际上和整个高层不断更换，导致战略方向缺失是分不开的。

首先，在2013-2018年的章更生时代，作为建行副行长兼任董事长，章更生主导了银保渠道的激进扩张，推动保费规模从2013年的70亿元飙升至2016年的461亿元，市场份额一度位居银行系险企首位。

但其任期内埋下两大隐患，首先是合规风险累积，通过高手续费率抢占银行网点，为后续报行合一政策下的合规危机埋下伏笔。其次是战略短视，过度依赖分红险和万能险，保障型产品占比长期不足6%，导致利差损风险持续累积。

今年，章更生因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逮捕，其兼任董事长期间的关联交易问题浮出水面。

在章更生后面的是2018-2020年的段超良时代，其转型尝试半途而废。段超良提出“价值转型”战略，试图降低银保渠道依赖度，但受限于任期仅2年，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到了2020-2022年谢瑞平时代，因保险行业竞争加剧，建信人寿迎来了亏损与退保的双重危机。

谢瑞平任期内，公司遭遇以来首次年度亏损，2022年退保率攀升至7.77%，创历史新高。这期间建信人寿战略摇摆不定，既想维持银保渠道规模，又试图拓展线上渠道，但搞了半天保费仅占0.3%，最终两头落空。

到了林顺辉时代，转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林顺辉上任后推动“保险+养老”“保险+健康”生态建设，2025年Q1保障型产品占比提升至7.2%，但面临三大瓶颈：

首先是管理层动荡余波。2025年4月原董事长章更生被查后，建信人寿高管团队经历3个月空窗期，战略执行效率下降。

其次是资本补充压力。尽管建行注资11.2亿元，建信人寿的核心偿付能力溢额从74亿元降至45.3亿元，季度性资本消耗速度快于补充能力。

还有市场竞争挤压。其原保险保费市场占有率从0.98%降至0.95%，与中邮人寿的差距扩大至571亿元。

这不仅带来产品战略反复摇摆。如2016年启动的保障型产品转型因管理层更迭中断，2020年重启后又因银保渠道短期利益妥协，导致保障型产品占比长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还有渠道策略左右为难。既想依赖银保渠道维持规模，又需响应监管要求压降手续费率，导致2025年Q1银保收入同比减少20%，陷入“规模与价值”的两难困境。

同时频繁换将还导致内部治理失效。今年第一季度，建信人寿南充、重庆等分支机构因财务数据不真实、虚构中介业务等问题被罚款72万元，反映出“费用体外循环”等历史问题未根治。同时章更生在任职期间，建信人寿通过银保渠道为建行贡献中收4.2亿元，但自身综合成本率上升1.8个百分点，协同成本显著高于行业水平。

所以，当下建信人寿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实际上都是长期以来高层战略混乱所导致的，而当前在报行合一的冲击下，整个行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这对整个公司来说，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容再出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