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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华人掘金史:从弯腰捡钱,到“科技与狠活儿”

2023/6/2 1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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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迪拜龙城,会有一种恍惚回到中国的错觉:这里有兰州拉面、小肥羊火锅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式奶茶。这里是迪拜华人最为聚集的地方。

1990年,整个阿联酋大概只有2000名中国人,2023年,这一数据已变为22万。而大多数华人栖居在包容、多元化、地理位置优越的迪拜。30多年过去,华人已在迪拜生长出了一种独特的生态。他们由传统贸易起家,在商贸城龙城壮大,成为迪拜社会不容忽视的外来群体。如今在迪拜,如果你想点外卖,有专门服务华人的小美团——“拜托拜托”,如果你想超市下单,有小京东——“wenmarket”。“服务华人”,本身亦变成了一盘大生意。

在迪拜生活了7年的迪拜商会驻华首席代表司君桀告诉智象出海:“现在,很多华人不管自己来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选择继续留在迪拜,作为自己接下来人生或者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迪拜或许会继续热下去。”

随着中阿关系不断走热,迪拜华人的历史与进行时共同构成了一道道多样的剪影,穿透石油与沙漠构成的神秘面纱,打在了时代的屏风上。

弯腰捡钱的年代

上世纪90年代迪拜老城区德拉的科威特大厦,聚集着不少中国面孔。

这一场景发生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与阿联酋之间高层交流与访问日益频繁,经贸往来也日渐火热。科威特大厦里的中国人,大多为国企公派过去的人员,上世纪90年代,很多国企都将办事处安在科威特大厦。

那时的中国与迪拜,都充满了草莽年代的活力与机遇。前者处于改革开放的高潮,后者希望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其他产业。当时,上海外贸、河北外贸、河南外贸都在迪拜设立了分公司,将中国的纺织品、食品等卖到轻工业品缺乏的迪拜,再利用迪拜的位置优势,辐散至整个中东北非地区。

为了招商引资,迪拜政府提供了优越的营商环境。1985年,迪拜政府成立了总面积达48平方公里的杰贝阿里自贸区(JAFZA),自贸区企业可拥有100%的所有权,无需当地保人,并可免交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Linda是1999年来到迪拜的,目前在一家名叫TXTK的企业服务公司做顾问,一转眼已经24年。出国前,Linda曾在天津开发区港务局下属的中国第一家合资码头工作,后来放弃金饭碗,跳槽到开发区一家英国独资企业做hr。1999年,顺应着当时的出国潮、下海潮,Linda来到了迪拜。

刚到迪拜时,Linda在杰贝阿里自贸区一家印度和科威特合资的钢管生产企业工作。

“那时候一说在杰贝阿里,就感觉很远,因为和主城区之间还隔着很长一段沙漠,开车得半个小时才能到。如今看到的高楼大厦,都是之后建的,当时那一片啥都没有,都是沙漠。”Linda向智象出海回忆道。杰贝阿里自贸区最开始只有19家企业,如今已成为阿联酋最大的自贸区之一。

在Linda的印象中,90年代末期的迪拜和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我曾在天津开发区待过,那时开发区已经开始大发展,迪拜也在那个时候开始规划、大建,我去的时候,正在建帆船酒店。”

那时中国人很少,Linda刚到杰贝阿里时,三个月一个中国人都没见着,“我都有点自言自语了,想说汉语就自己跟自己说,想看中国人就去中餐馆跟服务员聊聊天。”

后来,Linda被猎头挖到杰贝阿里自贸区管委会,在亚太地区部门工作。

Linda的工作经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2000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迪拜的头号进口贸易伙伴,迪拜从中国进口商品金额为25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9.23%,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原料和纺织品。中阿贸易也保持着紧密关系,2002年,中国首次成为阿联酋最大出口国。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对阿联酋最大出口国地位,2003年中国商品占阿联酋全年进口份额的11.3%,达43.8亿美元。玩具、电子电器产品、纺织品、服装、鞋、食品……中国制造在21世纪初占领了阿联酋。

而同时,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处在转型阶段的迪拜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旅游业、金融业、港口转口业务,为了招商引资,在政策方面非常开放。

Linda回忆道,那段时间来迪拜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我当时在管委会销售部,经常被拉去帮着翻译如何注册公司、解释相关政策。”

除了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型国企,私营贸易公司、小商品经营者也开始大规模进入迪拜。温州、义乌等浙商是这股商流的主力。2000年后,福建等地的贸易商也蜂拥而入,经商的华人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中国商人聚集的建材城、鞋城、眼镜城。

2004年,主要为华人提供商铺租赁的龙城建成,成为迪拜华商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事件。龙城容纳了两千多家华人商铺,年贸易额达数百亿美元,成为中国商品在阿联酋乃至整个中东非洲地区最大的集销中心。华人从最初在迪拜河沿岸的木须巴扎市场摆摊设点,到在龙城拥有了一席之地。后来,龙城旁又修建了配套的生活住宅区 “国际城”,华人规模越来越大。

迪拜没有工业,与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互补,2000年至2006年中国小商品在迪拜非常畅销,阿联酋人、伊拉克人、伊朗人甚至非洲人都跑到龙城进货。有媒体曾采访过当地华商,其透露当年利润可对开,进价20人民币的商品,能以批发价20迪拉姆出售,零售价更高,而当年的汇率高达2.3。

Linda形容那时为“弯腰捡钱的年代”,“当时他们把国内的轻工业品批发过来,开个店,不要小看这些小店,每个月营业额都上千万。我认识一个大姐就是摆地摊起家,也不懂英语,就是自己埋头干,后来开了外贸店、零售店、高档餐厅、手机店,赚了不少钱。”

迪拜华人大多聚集在龙城,从事传统贸易,一个店铺,从老板到工人,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围绕龙城华人,又生出了餐饮、超市、房屋租赁等多种业态,如今在迪拜已集团化的温州商超,就是2006年由温州商人孙建省创立的,而它的起步就是一家小超市。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在阿联酋长期居住的中国人约3万人,其中从事商贸活动的约6000人,大部分聚集在迪拜。

滑落的十年,隐秘的新旧交替

2009年,一款叫《征服》的网页游戏横扫中东。这款游戏背后是一家来自中国福建的网络游戏公司,名叫网龙。同样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毛一鸣来到了迪拜,进入了一家当地华人媒体公司,拿着2800迪拉姆的月工资,花1200迪拉姆租下一个床位,和几人合租,开始了他的迪拜生涯。

2009年的迪拜,还处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但这座镀金的土豪之城依旧吸引着像毛一鸣这样的中国年轻人。

中国与迪拜之间的商贸往来也依旧火热。中国对阿联酋的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20亿美元剧增到2012年的295亿美元。中国成为杰贝阿里自贸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量从2000年的6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90亿美元,年均增长31.1%;2010年,杰贝阿里自贸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占其进口总额近1/4。2012年,经济观察网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仅有18家中国企业在迪拜注册,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300家,6年间迪拜吸引的中国企业数量增长了超120倍。迪拜已经成为中国公司在中东和非洲运营的中心枢纽。

那个时期,迪拜华人数量估计在10万至15万左右。而以《征服》与毛一鸣的登场为标制,一场隐秘的新旧交替正在时代的洪流中上演。

2005年左右,在迪拜做传统贸易的中国商人开始感到生意难做。有华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当时商品销量还能与之前持平,但利润急剧下降,一件商品只赚几毛钱。再往后,不少华商的年贸易额只有巅峰时期的10%。

毛一鸣后来创立了面向阿联酋华人的生活资讯类网站“迪拜人”,多年后与迪拜一位老华侨采访了多名在迪拜生活多年的华人,共同完成了《迪拜华人简史》这篇文章。

他在接受智象出海采访时,谈到传统贸易在迪拜的式微:“其实2010年之后,传统贸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2017年之后,就更不好做了。早期传统贸易能做起来,是依靠迪拜转口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后来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更透明,周边国家的进货商选择网上采购或直接去中国采购,迪拜的转口优势就慢慢减弱了。而且除了迪拜,其他城市也建了很多类似龙城的商贸城,龙城的客流量被稀释掉了。”

2009年,《经济观察报》写了一篇报道——《温商迪拜沦陷记》,记录了温商在迪拜炒房的始末。2000年,迪拜允许卖房给外国人,2005年左右,在传统贸易渐渐无利可图时,迪拜温商将目光投向了迪拜房地产市场。迪拜2008年房价顶峰时,最高的比2004年涨了600%。有人靠炒房,年入两三百万元。国内温商也闻风而上,前往迪拜炒房,迪拜房屋中介所也被温商垄断,一边介绍别人买房,一边自己炒。2008年,经济危机降临,国际热钱撤离,迪拜房市一下冷了下来,跌回2003年水平,温商炒房也随之落入冰点——这其实都是迪拜传统华商转型之殇的一个侧写。

2013年,毛一鸣曾帮助一家咨询公司做调查,他采访了30余位从事贸易工作的华商和销售,百分之百的受访者认为生意正在迅速下滑。

Linda告诉智象出海:“我15年前就在提醒那位大姐转型线上,建网站,她当时年近60岁,比较老派,没有及时转型。她的外贸店一直不赚钱,只能勉强维持,后来全都关掉了,剩了一笔钱,离开迪拜,去清迈养老了。这就是一个时代更替的过程,跟我同一辈的传统贸易商,他们辉煌过也赚到了钱,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6年至2018年,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迪拜龙城的华商生意一年不如一年,急寻转型之路。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中,2016年,一名在迪拜龙城二期经营电子产品的年轻人,某一天只卖出了两件商品,收入不过200迪拉姆,只够付店员的薪水,每天要倒贴数千迪拉姆。

中阿关系始终是火热的: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2018年7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阿联酋。时代的机遇仍存在于迪拜这片热土上,只是已经悄然由传统贸易滑向了互联网。

2009年,网龙的《征服》吹响了先锋号角,网龙之后,一大波中国游戏公司进入中东,瓜分这片蓝海。同样是这一年,移动互联网时代已悄然在中国降临,在拼杀多年后,中国互联网公司将其百经验证的模式copy到全世界,2014年是中国的出海大年,两年后,以执御为首的跨境电商撬开中东的大门,在这片贫瘠的电商之土上,JollyChic、Shein、Fordeal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引入了在线购物与移动互联网模式,教育着中东市场。仅2017年一年,执御营收就达50亿元人民币。直播、语聊平台如7Nujoom、Bigo、Mico、Yalla等也都强势进入中东,抢占了发展先机。新一轮的“中国制造”全方位占领了这片新兴市场。

作为迪拜华人生态的观察者,毛一鸣告诉智象出海,2016年至2017年间,许多中国互联网公司来中东考察,并在迪拜落地。新一轮与互联网、高科技相关的风口,更多的玩家和玩法会来自国内,而不是由本地华人酝酿自发形成。

司君桀是2013年到迪拜的,在迪拜商会任职。他告诉智象出海,他刚到迪拜时,华人大都分布在一些中低端行业,聚集在龙城或是国企外派。过去十年,迪拜华人数量年年增长,现在,几乎可以在迪拜的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看到华人的身影,甚至在不少当地政府部门也能看到华人雇员。

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瞄准中东、将总部落在迪拜,像司君桀和毛一鸣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迪拜华人的生态构成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

Linda目前所在企业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是一名90后,学的是俄语专业,闯过格鲁吉亚,曾在迪拜最大的银行以及联邦税务局工作过,现在出来创业,做企业服务。

“我现在的客户群、工作团队,思维模式、教育程度和做企业的性质,跟当年比都不一样了。即便是做贸易,也是电子科技类、汽车类的贸易占多数。”从Linda的视角,能够清晰地纵深比较出迪拜华人的成分流动。

一批新鲜的血液,正在随着时代的脉搏,涌向迪拜。

“迪拜又热了”

2020年,司君桀回到深圳,任迪拜商会驻华首席代表。

“目前迪拜商会有18个国际办事处,只有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在深圳、上海和香港。深圳是新设的,因为我们注意到中资企业对迪拜和中东的兴趣。”司君桀告诉智象出海。

中东太“热”了,迪拜太“热”了——这应该是近几年最大的观感。2020年迪拜世博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聚光灯打向中东。而卡塔尔世界杯赛场上,海信、vivo高调的广告也在宣告着中国正在看向中东。

2016年,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瞄准中东这片蓝海,这种进程似乎被2020年新冠疫情所打断,疫情期间,迪拜也流失了一部分做传统贸易和旅游业的华人。但事实上,商流从未中断。尤其是2022年底至2023年初,热度又在回升。

2023年开年,“迪拜热”就扑面而来。中国的GP们奔赴中东找钱,迪拜是他们绕不过的一站。全球热钱涌入迪拜、实力强大的主权基金,无一不吸引着这些饥渴的GP们。

而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对中国APP、智能手机等领域封堵围困,营商环境极不稳定,也驱使中国企业看向别的市场。与已趋成熟的东南亚市场相比,中东市场更具想象力。

“很多公司前些年只是将阿联酋作为布局的一部分,挣不挣钱无所谓,中东地区就像是最不受待见的孩子,现在反倒成为最后的一个基地了。”Linda所在的TXTK企业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公司注册、银行财税管理、人力资源、本地化市场推广等服务,今年以来,她所接触到的中资企业明显增多,“5月以后每天都有大量咨询,有的直接就落地了。以前我们要很努力的去做PR marketing,现在找上门的多了。”

司君桀处于一线,感触更加明显,他告诉智象出海,今年除了头部企业,中小企业也开始选择出海中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制造型企业和硬件设备企业,他们以前依赖贸易商或跨境电商来做贸易渠道,现在开始选择走出去。”

去中东的考察团也越来越多。司君桀说,迪拜总部基本上每周都会接待考察团,而且与疫情前不同的是,之前是业务负责人出访,现在都是行业头部企业的CEO或是董事长参与出访。

“之前我们接待的企业,谈起来比较虚,没有一个具体的合作方向,今年明显感觉到,大家都非常饥饿地在找机会,一方面探寻落地可能,另一方面也会在迪拜和阿联酋寻找投资人机会。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务实,譬如注册成本是多少、合作伙伴模式应该是什么样、针对我的商业模式应该如何开展本地业务,等等。”司君桀告诉智象出海。

今年前4个月,迪拜商会接待的访团数量远超前3年总和。目前,注册在迪拜商会的中资企业已超6000家,而今年前4个月注册的中资企业数量远超去年同期40%。

在新一轮热度下,迪拜活跃着各种新的华人角色。

Lee是在2019年来到迪拜的,帮家族经营熏香生意,但他对传统贸易不感兴趣,2021年,看到TikTok在迪拜的热度,他搭上互联网的列车,投身MCN行业。

国内MCN行业已经很卷,不少MCN公司将目光投向中东,2020年开始筹备,2022年下半年涌入迪拜。但很少像Lee做得这样重。

他投资修建了一个直播基地,租下了两间办公场所,共投入了六七百万人民币。

“夏天直播基地最高峰的水电费达到一个月4000迪拉姆,也就是8000人民币,一个直播机的网络费一个月就得2000迪拉姆,4000人民币在国内应该是一年的网费。员工工资要高于国内3-4倍。”迪拜的成本很高,但Lee仍觉得这片市场充满机遇,“国外没有经历过抖音的迅猛发展,不知道TikTok未来的走势,但我们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盈利很久了。”Lee告诉智象出海。他的团队人数最多时达到100多人,高层除了他以外全是阿拉伯人,本地化程度很深。

迪拜MCN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Lee刚开始做时,等于是从零去创造主播、教育行业,这中间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比如主播频繁跳槽,打官司如何打?这些都没有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他希望国内的从业者能够加入到这个市场中来,大家共同把蛋糕做大,明晰市场规则,让行业能良性发展。

Bruce在2020年来到迪拜,在某头部手机企业负责销售业务。2010年前,在中东最受欢迎的是中国山寨机,那也属于传统贸易的一部分。如今,市场环境已然发生转变,华为HONOR、小米、OPPO、vivo等手机品牌纷纷进入中东,它们以迪拜为桥头堡,希望将在印度、东南亚的品牌效应溢出至中东地区。

“2020年到现在,都还在一个探索期。”Bruce说。他还会在迪拜继续待下去。

Linda在最近的朋友圈中,分享了一则见闻:她在Dubai Hills Mall看到了森马旗下童装品牌balabala的门店,她写道: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迪拜。

Linda在1999年选择到迪拜,其实是为了曲线救国,最终想要去欧美,但一转眼也24年过去了,她已成了老迪拜人。她经历了传统商人崛起的阶段,也见证着中国企业在迪拜乃至中东的扩张,“有一段时间,迪拜最高楼哈利法塔的灯光秀,都是中国企业在打广告。”

司君桀说:“过去大部分华人是被外派到迪拜,现在,很多华人不管自己来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选择继续留在迪拜,作为自己接下来人生或者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2020年年中,迪拜出台新政策,只要存款200万迪拉姆2年以上,可申请10年黄金签证。迪拜还建立了中国小学,能够让中国小孩从小学到初中都接受国内学制,是目前唯一在海外设置中国学制的学校……这一切都吸引着新一代华人,奔向迪拜。他们的加入,使迪拜华人的身份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商人,他们还是媒体人、互联网创业者、科研人员、企业员工……

毛一鸣在迪拜生活了14年,他喜欢迪拜的多元化,但迪拜很难给人归属感,“它没有移民政策,也就是说无论你在迪拜待多久,都不可能成为它的公民,最终一定是要离开的。它就是一个很流动的城市。”

“但迪拜或许会继续热下去。”司君桀说。

新一代迪拜华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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