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

由东方甄选近期争议谈起:为什么农民赚不了钱

2022/9/26 20:10:00

  不久前,辛巴因公开质疑东方甄选引发网友关注。辛巴在某场直播中表示,一根玉米的成本价7毛钱左右,而某甄选把价格卖到了6块钱一根,利润高达40%。辛巴怒斥东方甄选“还谷贱伤农,丧良心。”

  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回应辛巴,我们也想让农民多挣钱,但如果只想让农民挣钱,这个商品就不会挣钱。如果没有中间商,谁去收购玉米?没有厂商包装、运输、售后,谁把玉米卖出去?

  辛巴闻讯道歉,通过热点事件博出位的目的就此达成。

  到此,这起事件就该画一个句号了。

  然而,对于长期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从业者,此事远没有结束,由东方甄选&辛巴这起口水战背后折射出一个深层次、并且被反复讨论了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农产品,卖不出一个好价格?或者,即便卖出一个好价格,农民收入为什么也没有显著提升?

  我们先来看两张图。

  


  这是我在下沉市场走访时拍摄的图片。在一片茂密的枣林里,落满了成熟的红枣。第二年,我又来到这个地方,目睹了类似的情景。我把这两张图片拼在一起,陷入沉思:为什么农民宁愿让红枣烂在地里,也不愿意出售获利?

  我走进农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了解了一些情况。综合起来得到了一个浮于表面的答案:要想把红枣卖到消费者手里,中间所有的流程加起来,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超过红枣种植成本。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组织参与进来,农民可能会陷入越卖越亏的泥潭。

  的确,以电商销售红枣为例,这其中最少涉及到种植、采摘、包装环节,还有电商上架、营销、订单环节,还有物流运输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分利润,而且很多大环节又会切分为诸多子环节。在山西农村5毛钱收的红枣,哪怕在北京的超市卖到10元钱,都不会有太多利润。

  那么,造成“农民宁愿让红枣烂在地里也不出售”现状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按照费孝通理论来讲,就是占有新知识的群体没有直接使用知识,而需要这种知识的群体又没有机会获得知识。要使变革力量在村中起作用,中间必须有一座桥梁,这是重要的。

  在新经济时代,农民保留了成百上千年的种植习惯,却没有具备与时代需求相匹配的知识。我在走访的时候了解到,相当一部分红枣生产重镇,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进城务工、就业,他们占用新知识却没有使用新知识。反观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幼,需要新知识又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获得知识。我曾经在一个村里走访互联网普及情况,看到很多老年人还在用功能手机或者子女淘汰下来的旧手机,他们注定与新知识脱节。在村里的很多人,不知道电子商务、互联网、直播带货为何物,何谈去使用?要期待留在村里的这些人,把地里的红枣,经过一系列现代化的流通和信息化手段卖出去,并且卖出一个好价格,何其之难?

  知识的培育和接力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在各地农村走访时还看到,很多小学校纷纷倒闭或者合并到乡镇上更大的学校,镇上有能力的家庭又把小孩送到城里读书。这些人长大学成拥有知识后,有多少人会回来建设家乡,进而应用他们所学知识,不得而知。

  以上种种,足够成为我们悲观和躺平的借口。然而,近年又出现一些变革的力量,这种变革的力量往往就是费孝通提到的“中间桥梁”。那么这些变革最终多大程度会改变“农民宁愿让红枣烂在地里也不出售”的局面,我无法给出答案。我只能根据我的走访,把这些变革的力量,列出来几点。

  1、政企合作开展培训

  为使留在乡村的农民掌握与时代适应的新知识,近年各地政府和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苏宁易购等达成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培训班、培训计划、学习班。

  我在走访时发现,这些培训班有些是在各县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中心展开,有些在村里设立的活动场所进行,有些是在政府提供的场所展开。培训所涉及到的费用一般不用农民承担,有些地方是财政开支,有些地方是由上述互联网平台开支,有些地方二者兼有。

  


  关于培训和学习的内容,包括开设网店教程、直播带货工具使用、拍摄剪辑、营销推广、打包发货等等。

  2、乡村振兴和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而鼓励返乡创业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抓手之一。返乡创业就是让那些占有新知识的人回到农村,把知识应用到需要的地方。

  我认识一个名为李本国的四川农民,他从大城市回到德阳老家,承包了300亩山地,创办蜀锦汇家庭农场,动态雇佣数至数十位当地农民。李本国在大城市闯荡多年,有知识、有见识,他把分散的土地集中化,并且把生产的李子、桃子进行品牌化升级,与此同时他认识到农产品“上链溯源”的价值,就接入了腾讯安心平台。

  


  经过几项改革,局面就此打开。他种植的水果不但销量上来了,而且单价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依然供不应求。

  在这个过程中,李本国主要用了两个新知识。一个是由分散到聚合,规模化才能品牌化升级;另一个是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生产经营全流程数字化,进而获得消费者信任,让消费者敢于闭着眼睛购买他的产品。

  3、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不是新概念,在旧社会就有。这两年,又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有几个特点:①合作社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非政府所有,也不挂靠政府组织;②合作社里有一个农业带头人,这个人掌握了新知识,有较高的群众信服度和地方威望,同时是一位社会活动家;③合作社与时俱进,全面拥抱广大互联网平台,利用新技术和新渠道,打开销路;④会根据市场变动,给农民一个合理兜底的价格,防止“谷贱伤农”,也防止“谷贵伤社”。

  肖勇是一位种植羊肚菌的农民,他种植羊肚菌成功后,开始承担起农业带头人的作用。从2021年开始,肖勇创新了一种合作形式:种子免费提供给周边农民,同时给农民传授相关技术,农民只需要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然后,农民种植完成后,肖勇的公司进行回购羊肚菌(收购价格根据市场波动,但不完全随市场波动)。通过这种方式,农民每亩投入只需要2000元,而且不要操心市场和销路,大大降低风险。这种创新合作,激发了周围乡民的致富积极性,纷纷和肖勇合作。肖勇告诉我,这种模式推行后,带动了100多户农民参与,2021年合作农户加起来创造了大约1000万产值。

  我没发现肖勇成立明确的合作社,但已经有了合作社的雏形,事实上行使了合作社的义务。

  相比肖勇,来自盘锦的秀玲河蟹专业合作社,则更值得我们就现代合作社这种形式进行深入研究。秀玲河蟹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就是孙秀玲本人,她是一位说话嗓门极大、性格极开朗的大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秀玲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养殖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把几十户蟹农的河蟹进行了统一品牌包装,采用线上+线下模式进行销售。我去盘锦走访的时候,秀玲合作社正在和拼多多平台谈合作,由于秀玲背后有几十户河蟹养殖户,在和拼多多谈合作时拥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议价权,能够给蟹农争取更多的合作利益。同样,对于拼多多来说,找秀玲合作也很省事,避免了一家家谈合作的麻烦,且可以给消费者提供规格和质量相对统一的河蟹(河蟹的质量由秀玲进行监督和挑选),赢得消费者信任。

  当然,合作社模式并非完美无瑕。这种模式既可以给农民带来价值,也可以“剥削”或者“捆住”农民,让农民陷入系统里。篇幅所限,这一维度我们暂时搁置。

  4、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要想让农产品走出去,离不开“三路”建设,这三条路分别是道路、网路、脑路,前两条是基础设施,第三条路也将成为基础设施。严格来说,我们上文提到的“政企合作开展培训”就是“脑路”建设的一部分。

  关于“三路”建设,我在过去的文章中阐述过很多次,这里不再细表,感兴趣的自行搜索《丁道师:下沉市场的关键“三路”》。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艾瑞立场。本文系作者授权艾瑞专栏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合作伙伴

  •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新浪微博
    邮件订阅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行业数据、研究成果、产业报告、活动峰会等信息。
     关于艾瑞| 业务体系| 加入艾瑞| 服务声明| 信息反馈| 联系我们| 合作伙伴| 友情链接

Copyright©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0581号沪ICP备15021772号-10

扫一扫,或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艾瑞网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