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戒严的军警到失业的学生

作者/刘春龙

最近因公务到杭州出差多日，也让博客闲置多日，心中难免挂念，趁着今晚宝贵的闲暇，就将前几日所见所闻所想的落成文字，以解畅叙忧畅叙忧情之怀。

国庆临近，从舆论及视觉的效果可知，举国欢腾，今天晚上在杭州街头，到处都能见到正在到处悬挂国旗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我想到前几日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军警，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都、国家国庆大典的主办地，却难见群众发自内心的狂欢表情，而是到处都是草木皆兵的紧张神经，到处都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到处都是部署严密、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点面结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保安策略。在我们这个专家学者时不时会高颂“历史最好盛世”的和谐社会，想起来其实多少让人有点尴尬。

有时想想，其实老百姓时常对政府诸如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腐败等等问题的抱怨，难免有些偏激，最起码政府在维稳工作上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对一件看不见的、发生概率几乎为零的假设，我们的政府不惜动用成千上万的警力、民兵、老百姓，在非常细致周密的安排下，协同工作，宁可挂万，绝不漏一，这种工作作风很值得推广到政府执政的每一个环节上。就是不光是在关系到政府自己颜面的事情要这样，对于关系到纳税人切身利益的事情更应当这样。

但我们的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能跟上历史的脚步，相对于看不见摸不着、发生概率很小的破坏稳定的困难，对那些诸如大学生就业难、失业严重类的社会难题，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好像远远不及维稳工作出色。这种先己后人、后此薄彼工作思路和作风，的确应该听听群众的呼声。

不知怎么回事，在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了90年前，胡适之先生发表于《每周评论》的名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随着自己社会阅历和知识储备的增加，对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有了新认识。

记得当年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事件评述中，总调子是扬李贬胡的，并且说，“当时有很多青年学生纷纷加入辩论，绝大多数青年都是站在了李大钊的一边”。历史教科书的评价不可能有假和误，那个评价成立，那么今天我们“在主义上取得了胜利”后，理所应当就要进入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上，而绝没有再重开一次“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可能性吧？但我们却恰恰还是在常常高谈空洞的主义，而忽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

胡适之先生在文章中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如果我们在对待诸如大学生就业、失业问题上，能做到像维稳工作的细致和认真度，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09-9-24夜于杭州西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