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的 2021，有些波澜。

4 月，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二选一」开出 182 亿元罚单，体现了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和对企业的及时纠偏。

8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决策层，共同富裕在工作优先级当中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举措。

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公司是否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引发了一些关注。

岁月倥偬，作为一家成立至今已有 22 年的企业，阿里巴巴的历史上不乏艰难时刻，比如非典疫情的冲击，比如 B2B 业务出现内部贪腐多位高管引咎辞职，以及分拆蚂蚁引发的市场质疑等等，但在每次考验过后，阿里都成为了一家更具韧性、也更优秀的企业，展示出学者塔勒布所描述的「反脆弱性」，将考验作为成长的基石。

一些人认为，互联网科技公司野蛮生长时代已经结束。

可能是的。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精确预测，但当我们更仔细地回顾历史，更切实地触摸当下的时代脉搏，未来并非无迹可循。阿里，改正之后，仍然是那个「反脆弱」的阿里。

01 「脚底沾泥」嵌入实体经济

近一两年，政府站在全局和更高的站位，对平台经济加强监管措施和反垄断执法，当政策指向光谱中「公平」的一侧，一些以「效率」见长的平台企业，似乎有一点不适应。

不过很快，9 月初，刘鹤副总理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致辞时表示，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要以强烈的创新和危机意识，主动创造条件，把握发展机遇，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刘鹤同时提到了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即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就业、90% 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恰恰是需要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与先进生产力，大家远远没到卸甲归田的时候，还是要继续为社会和国家出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里尤其责任重大。

刘副总理的发言无疑也给平台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实际上当我们回到共同富裕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新的政策导向，是在帮助数字经济健康成长，给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适时地扯扯袖子、红脸出汗，并不是否认平台经济的贡献，而恰恰是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

国家希望数字经济平台企业能够健康、长期的发展，同时国家也需要这些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上更有作为，发挥带动作用。

再回头来看阿里。其实在阿里的诞生之初，共同富裕就写在阿里的基因深处。

早在 20 年前，和大多数同时期创立的互联网公司主要做信息资讯、社区版聊不同，地处民营经济重镇的阿里，从一开始就将业务聚焦到服务实体经济，业务员需要挨家挨户地去找商户介绍业务，邀请生产者们开展网上经营，连接全球的商务资源，在那个电脑网络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完成市场教育，阿里成了互联网的大力推广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当「手机 + 水泥」变成科技公司的业务标配时，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的阿里「铁军」，开枝散叶，掌管了市面上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地面部队」。

阿里人的脚，始终没有离开过泥土。

靠着在阿里的淬炼，这些人懂技术和管理，同时也清楚不同产业林林总总的 know-how，掌握这些「经营智慧」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也往往是以硅谷风格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们所欠缺的。

而纵观 22 年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阿里 B2B 还是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云、菜鸟、以及本地生活等等，不难发现，阿里巴巴的业务版图，就是围绕着平台上广大的中小商家、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服务，聚焦到那句为人熟知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企业使命上来。

但这样的进取，既是孤独的，比如在阿里云上，亏损投入期超过十年，在初期，也没有跟随者和效仿者，在一片混沌中摸索，却让中国的云计算水平全球领先。

在数字技术上的孤身前行，阿里逐步托起了一张与实体经济深深嵌合的合作协同网络，这张网络提供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平台提供的资源也让创业门槛大大降低，青年人创业、做生意有了一个低成本的试错场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的《西部电商发展报告 2021》显示，在淘宝创业者同比增幅排名前十的省份中，西部地区占据 9 个席位，且增速全部超过 200%，欠发达地区因为数字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商业基础设施，也能够与市场高效地连接起来。

资深产品人梁宁在近日接受甲子光年采访时也谈到服装产业的剧烈变革。过去传统服装业要提前九个月开订货会、提前半年排产、一个季节的服装一年才能迭代一次，但是现在靠着高效的供应链组织，一年能够迭代近十次，可以不断上新。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像淘宝天猫这样的平台，打通了需求端的真实需要，让供给端的高效组织「有据可依」——比如直播中收到许多领口太大的反馈，厂家一周内就能搞定各种面料辅料采购再到打版上线，「对市场的认识、对用户的理解完全是两个物种」，2020 年相比 2019 年天猫服饰时尚潮流类货品 GMV 增长了 91%。

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增量逐渐放缓，靠着一款横空出世的产品以令人惊喜的方式解决某项需求，从而收获用户量和估值快速增长的故事难以复现，各个细分赛道的竞争格局也基本明朗，「产业」、「toB」，成为互联网人新的征途。

互联网的用户总量见顶，这也恰恰意味着迎来了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所要求的不是跑马圈地，而是能够「脚底沾泥」的来做业务，把数字化赋能做好，把数字技术应用到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的场景之中。

归根结底，硅基的数字世界是瞬时的、轻盈的，一条消息可以毫不费力的传送到大洋彼岸，上亿人能够同时游玩一款游戏，或是知晓一则突发新闻，但是实体经济却总归要落回碳基世界的「肉体凡胎」，衣服、首饰、汽车的制造需要时间、需要多方合作，运输到消费者手上也没有什么魔法可言。

客观来说，阿里要把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们劝到网上来，要把各行各业劝入数字化之门，为数不多的办法，就是在业务拓展上大力造势，催熟商业环境。也因此常常给人一种「旗手」的高调形象，这其实是因为阿里的业务和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很高，更加有赖于各个配套产业的齐头并进，比如上游的制造、比如物流运输体系等等，数字技术层面的发展往往要比实体商业的发展更快一点，因此更多时候需要站在高处「振臂一呼」。

这样的振臂一呼，让阿里享受到了更多的公众目光，但也让它在一些时刻面对了更大的舆论压力。对包括阿里在内的任何一家企业来说，其实都不必「神化」和拔高，也不应当向另一个极端发展，正视企业的成就和发展中的短板是应有之义。

提升实体经济每个环节的效率，一步步建立普惠的商业生态，这是阿里巴巴这家公司一直以来所擅长的，并且也在其各项业务的发展中得到了反复验证。

02 浙江「示范」从何而来

今年 6 月，中央发布一份名为《**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了要将浙江建设成共同富裕示范区。创立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是浙江目前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而国家划定浙江来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实也和数字经济息息相关。

试点是中国推动改革的重要办法，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同时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选取部分条件相对齐备的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从具体的口径表述上，「示范区」和「试验区」、「引领区」不同，更多是要总结出一套可落地、可迁移的方案，「打样儿」意味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 2020 年的全国生产总值排名中，浙江排在第四位，6.4 万亿元人民币的体量也和超过 10 万亿产值的广东和江苏两省有着不小差距。

尽管总量不是最多，但是浙江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已经分别连续第 20 年和第 36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 1.96，远低于全国平均的 2.56，作为对比，广东省在今年才刚刚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5 以下。

换言之，从现状上看浙江是最接近共同富裕未来样板的省份，民众富裕并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小。

其实浙江在地理禀赋上乏善可陈、耕地相当有限，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经济强省，彼时在全国排在中后的位置。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就来自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

人人做生意，能人带头致富，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务实灵活、身段谦卑，是浙江的民风。阿里的崛起，就受益于这种崇商土壤，浙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底色，也根植于阿里的企业内核。

做支付、做物流、做云计算、做芯片，阿里的许多业务在起步阶段常常不被外界所理解。但随着长期的建设投入，这些业务一点点连线成面，聚面为体，成为了一整套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箱，而这种数字化能力，又进一步降低了浙江创业的难度，让产业链之间变得更加顺滑。在新的形势下，阿里就是要把这一套业已形成的成熟商业能力，应用到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的进程之中。

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嘉兴强市林立，并且都有全国知名的上市公司，而且还有柳市、店口、虹桥等很强的乡镇经济，横店、乌镇等等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产业，经济发展背后有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但在浙江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数字经济要素。

衢州的山区县常山特产大柚子，借助农村电商渠道后，采购价格从往年的 5 毛钱一斤能够直接翻一番；而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也通过和阿里 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的合作，让商品更高效地销往世界各地；宁波、绍兴等地的中小制造企业，也通过和阿里巴巴等平台的工业互联网服务结合，实现降本增效，在全球竞争中都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

共同富裕的要义是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消除阻滞，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活力与创造力，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一种社会共识，需要的是「授之以渔」。阿里的经验，正是共同富裕经验的一个浓缩与提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把浙江共富经验和商业思维，共享给全中国的创业群体。

某种程度上，阿里在助力这种创新奋进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03  国家和企业，都来到了「无人区」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个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孱弱落后的国家追赶反超，到今天在国际舞台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无人区」，前面再也没有太多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对象了。

技术层面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依靠知识转移可以实现快速追赶，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技术封锁与专利管制正在要求中国具备更强的创新研发能力。

制度层面上看，共同富裕得到高度关注，也恰恰是因为许多过去曾被认为「光彩照人」的欧美发达经济体，近年来显示出了许多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比如政治极化带来的社会冲突、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疫情来临时的社会动员能力欠缺等等。

这样的背景下，就像参与起草浙江示范区文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还要为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两极化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思想，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趟出一条新路。

国家层面如此，企业层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随着技术水平与经济体量的不断发展，后视镜的传统管理理论，似乎难以对今天大型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所面临的挑战给出圆满解释，工业时代的企业一般来说在社会责任层面是「解决因自身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对于数字时代的企业来说，企业的商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正在变得统一，阿里宣布拿出 1000 亿支持共同富裕，也是在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无人区前行，最重要的抓手还是创新，中国已经拥有了不同往日的创新基础。据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两年和未来 3 年当中，全球 500 强企业中，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二已经或者计划在中国设立创投中心或创新中心。

20 年前，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制造中心，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而成本低廉；10 年前，他们被中国大量的效率高成本低的工程师所吸引，来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而今天他们开始把创投中心搬到中国来。

笔者自身的感受也是如此，十年前精英应届生最青睐的企业，还是地产公司、外资快消巨头以及「四大」等等，那时候的阿里腾讯还无人问津。而在今天，阿里旗下的达摩院、平头哥，把不少国外深造的高端人才引回中国的科技领域，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收入，为中国的创新事业保留了火种。

业内大多推崇阿里如臂指使的组织能力，其实勇气和创造力，是这家公司更为可贵的品质。从生意的本质需求出发，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这种「天马行空」和「少年意气」，让阿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过程中也常常犯错。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除了知错而改，阿里也需要不忘脚底粘泥，妥善珍视自己的创新力，从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对这家调整能力很强的企业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会成为成长的基石，时代的机遇更会驱使它驶向辽阔的未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