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靠趋势预测未来，可事关人性的观察，变化的可能性大都写在历史里。

已故的李敖先生，本世纪初，在中国三座最高学府留下了三场“刀尖上舔血”的演讲。谈及未来，他丢出一句话：“形势大好，人心大坏。”

好在哪里，又坏了什么？

在数十年信奉效率至上，财富决定一切的衡量标准下，中国成为了全球最有活力和能量的经济体，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造富运动。可同时，中国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群被逐渐神化，舆论的聚光灯强有力地打在这一批迅速成长起来企业家身上，使他们拥有了远超商业之外的影响力。

可这样的影响力，究竟带来了什么？

2020年反垄断风暴袭来，舆论风口迅速转向。在互联网行业里，多家知名创始人相继“退休”，密集卸任——这一批时代的弄潮儿，曾留下数不清的商业故事，价值金句，最后却开始逐渐沉默，直至离开。

当下，贝壳创始人左晖离世，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的评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离世，人们则开始自发上街祭奠。

社会舆论，尤其是社会价值导向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财富不是评论价值的唯一标准”。

如今，人们对“企业家”这一群体的定位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熊彼特曾指出：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他看来，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互联网创始人急流勇退？

在这个激荡的时代，一场事关“价值”、“企业家精神”重新定义的浪潮，正伴随着互联网行业流量与增长见顶的焦虑，同步发生着。

01、离世的左晖背后，是群体“逃离”的互联网大佬

左晖的离世是遗憾的，彭永东的接棒是突然的，但整个互联网圈的变化却是肉眼可见的。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始人们，似乎头也不回地走到上了“退休”之路。

原因何在？

两个月前，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卸任时说，自己要去摸一摸十年后路上的石头。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说，自己要从日常事务中抽离出来，去思考下一个十年的大方向。

但有趣的是，人们对此的态度则趋近于一种“戏谑”。敢为天下先的马云老师，自去年10月外滩讲话，亲手按下了反垄断的按钮后，不仅宣告了自己的“非主动”退休，更引得后辈们争相效仿：

马云摸着石头过河，黄峥和张一鸣摸着马云过河。

某种程度上说，与“干到底”的传统企业创始人不同的是，在变化迅速的互联网行业，从员工到创始人，从下至上似乎更容易“在法定年龄之前”退休。

他们为什么退休？

若从接班人的角度考虑，这一批创始人也有着自己的道理。回顾张一鸣交班给大学同学梁汝波，黄峥交班于陈磊和自己小师妹，这批接班人身上有着一些相同的特质：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性，也更能赢得创始人的信任。

张一鸣的接任者梁汝波，在外界评价中更懂技术，在“算法”模式上的开创，为字节跳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读我科技的CEO、运立方的创始人等都对梁给出了“技术总监、理性思维强”的评价。作为张一鸣的大学同学，梁汝波自2009年与张一鸣共同创办“九九房”起，两人已携手迈过多年。

但从影响力角度而言，相较于字节跳动其他几位如张楠、周受资等高管，梁汝波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行为做派更加低调，更像张一鸣的“影子”。

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黄峥的接班人身上。黄峥交棒CEO和董事长，选择了既是校友又是联合创始人的技术天才陈磊，同样，被黄峥推至台前的，还有他在浙江大学时的同门师妹顾娉娉。

小师妹顾娉娉在拼多多这些年的运作中，虽主管公司日常性事物，但行事风格却同样低调。此外，她还是拼多多的拼购+平台+游戏模式的深度参与者，懂技术的她为拼多多的诞生做出了先发的尝试。

可无论是黄峥还是张一鸣，以及去年接班的张勇等互联网“二代”们，他们身上有着最关键的一点：

他们相比前任，显得更加低调。

02、一种互联网独有的焦虑

低调的接班，高调的焦虑。

曾有一种说法。传统企业与互联网创始人们在交班这件事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

前者晚点交班是为了让公司不完蛋，后者早点交班是为了自己不完蛋。

虽然这句话是戏谑，但是，财富流向的巨大变化、财富增长的方式，以及超越商业之外的不当言辞，似乎正让整个社会对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们，容忍度持续下滑。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在全球经济遭到重创的2020年，中国首富家族的财富达到了4377亿元，而财富超过1000亿元的富豪达到了29个，同时，上榜的400个家族的财富全部超过了100亿元。

而以上三组数字，较2019年则增长了1676亿元、18个、32亿元——视野往回拉长，2005年，彼时首富家族的财富仅为133亿元，仅有4个家族财富超过了100亿元。

“马太效应”凸显，社会财富的流向是“残酷的”——过去的15年中，年度首富家族的财富规模增长了32倍，同期，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3.2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3倍。

而作为过去二十年中国造富神话的主要诞生地，中国互联网行业财富的增长速度与流向，则让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刺眼——过去一年，中国几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营收增长均突破20%，股价再创新高——这一批互联网富豪们的数量，则超过中国千亿富豪总数的三分之一。

诸如阿里巴巴、美团、贝壳等这样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吸金黑洞。自然，“患寡不患均”的风气自古便有之，这也无法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点燃社会最后愤怒的，也不全是马云这些年鼓吹的“996福报”，或是美团王兴在饭否上的持续开炮。

而是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反思：此种夸张的增长，是否健康？此类崇尚效率至上的价值选择，是否正确？

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肉眼可见的是，互联网行业近年来的大肆横向发展，触手伸到的部分已经超出了“科技”公司的范畴——前有蚂蚁金服“伟大的”金融创新，后有美团的无边界扩张，再到现在贝壳所谓“重塑行业价值”，骤然间，人们的衣食住行，已经被这一批巨头们牢牢掌控。

这一类“横向扩张”，以资本和平台双重优势铺开摊子，上百亿、千亿的补贴战争将竞争者扫地出局，最后，只为赢得绝对的行业垄断优势。此时，消费者将受到不充分商业竞争的“收割”。而互联网创始人与投资机构凭借资本优势与控制优势，最终将拿走这一场“无节制扩张”的财富盛宴中，最为丰美的果实。

“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

然而，在多年持续的“横向扩张”后，这一批企业的目光锁定在人们的衣食住行，锁定在“最后一捆白菜”，但眼中早已没有了星辰大海，以及真正的创新——创新，这一在熊彼得理论中，衡量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的标准，似乎只能停留在这一批互联网巨头的嘴中。

此时此刻，流量见顶，主营业务难以找到突破口，也让这一群人，这一批公司无比焦虑。如今，伴随反垄断的风暴袭来，那一批曾想将商业垄断优势，化为社会整体资源垄断优势的“先辈们”，已经被拍到了沙滩上。

雪崩来临之际，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03、两代企业家，为何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某种程度上说，到了今年，人们对互联网企业和这一批人的忍耐力，已经逼近极限。如今，他们学会保持沉默，也学会了转身离开。

可唯独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如何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一种全面深入的产业重塑阶段，其中，互联网是重中之重。在互联网赋能下的几乎所有传统行业，都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变革。

生产力的提振是显著的，尽管回顾早期互联网涌入传统行业之时，“创造性破坏”是难免的，痛苦的：创新意味着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但是，传统行业也需要一种“有序的撤退”，需要一种渐进式的替代。

可即便如此，这些年来，因互联网身上巨大的成长与可能，人们对被迅速替代的传统行业经历的苦痛，以及互联网企业对行业重构而带来的失业问题大多选择了视而不见。相反，人们始终对互联网行业选择宽容，甚至纵容。

现在，再度重温中国互联网巨头们创始人的离开，别有一番滋味：他们在享受到了充足的时代红利之后，既没有将“创新”的事业持续下去，也没有对发展中的“阵痛”进行舒缓，相反，他们还一度成为当下中小型创新公司发展的最大“杀手”。

而被他们冲击过的行业，却留下的一众“老人”们仍在坚守。年纪轻轻的互联网企业家们选择“急流勇退”，与制造业的老当益壮形成着鲜明反差：柳传志75岁时卸任联想董事长，何享健70岁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鲁冠球72岁病逝时仍是万向董事长。

而包括像77岁的任正非、76岁的宗庆后、67岁的董明珠等上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奋斗在公司一线——已经75岁的曹德旺更是宣称，他想干到100岁。

令人感叹的是，四五十岁的年纪，正是一个人决策最果断，阅历最丰富，也最该有所作为的年纪。但是，回看中国新老企业家们截然不同的选择道路，却留给我们一个巨大且不得其解的问题：

为什么互联网的中青一代在急流勇退，而制造业的企业家们却仍在坚守阵地？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04、形势大好，人心也应更好

短短一年，时代激荡的程度与速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从马云的外滩讲话，到反垄断风暴袭来，再到今天左晖离世，人们开始思考的：不单是互联网巨头们是否被过度神话、什么才是企业家真正该有的样子、以及社会对价值评判标准究竟该是什么。

有观点认为，中国互联网巨头们，从创新者到最大的“反创新”者，从独占行业资源与政策支持，到最后没有承担起相应行业与社会责任：

他们在撤退，人们在苏醒。

如今，人们开始由衷地推崇袁隆平，同时，也开始不再迷信中国这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或许，都是价值回归的真正体现。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企业家来说，人们现如今的“负面评价”仍将继续下去。此时此刻，去保持沉默，不再胡乱开炮，或许才是他们最好的立身之道。从这点上说，相较马云和王兴的口无遮拦终至祸端，已经沉默三年的刘强东如今已手握4个IPO，现在乍一看，或成最大赢家。

不过，比“财富不是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财富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时代，也终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