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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会加剧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

2020/7/29 14:29:00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最近发布的一份财富分配研究报告表明,在总净财富中,德国最富的0.1%拥有其中的20%,最富的1%占35.3%,最富的10%占约67%。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一群人当中,基尼系数达0.83。处于财富金字塔尖的那批人究竟拥有多少财富,社会财富究竟有多集中,一直难以一睹其真面目。而这次研究收集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最富人群的数据。联邦政府2017贫困和财富报告中,德国最富的10%拥有约59%的净财富,而处于财富底层的50%只有约1%。而今一对比,富人的财富一直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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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报告将社会财富分配分成四个等级:最底端的50%,净资产低于中位数,即2.28万欧元;中上层,即净资产位于中位数到第75百分位;富人,第75百分位到第99百分位;百万富翁,最富的1.5%。其中,最底端的50%中,平均净资产为3700欧元,最顶端的1.5%则平均为300万欧元,后者是前者的800多倍。更扎心的是对幸福指数的评估。鸡汤学里总有那么一句话在麻痹人,金钱买不到快乐。然而,赤裸裸的数据告诉穷人们,最富的那群人真的最快乐。该研究报告显示,人的幸福和满意指数与财富成正比。这组数字和结果,在疫情下为饭碗而奔波和焦虑的社会群像面前,显得尤其刺眼。

疾病面前,似乎人人平等,连一个国家的首相都感染过新冠病毒。但其实,人人防疫条件却并不一样,人生危机面前,人人物资储备也不一样。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着亲身体验和对比:一家子挤在出租房里隔离更轻松,还是在初春暖阳下的自家花园里,隔空观察世界疫情局势更痛苦?是冒着感染风险坚持在服务业岗位上更轻松,还是坐在自家的Home office更痛苦?是戴着口罩,坐在公交车里更有安全感,还是坐在私家车里更有危机感?

曼海姆大学对新冠病毒如何影响德国人的日常生活,每周进行调查研究。其中一项结果显示,学历越低收入越低,能在家办公的机会就越少。在家办公意味着更低的感染几率。德国居特斯洛一肉联厂曾集中爆发的疫情,就是一个缩影。上千的感染者为外籍工人们,他们工作强度大,待遇低,处理猪肉也没法Home office。因为感染人数多,才将一个在疫情下,低收入者们残酷的处境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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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疫情冲击严重的餐饮和零售行业,恰好也是低收入就业者集中的领域。也正是他们,更多地进入短工计划(在危机中,政府为防止企业解雇员工,鼓励让员工减少工作时间,而减少的那部分时间所对应的收入由政府补贴60%或67%),甚至面临失业威胁。汉斯-伯克勒基金会(Hans-B?ckler-Stiftung)对短工计划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40%的进入短工计划的就业者表示因收入困境最多撑三个月,74%的人对社会团结问题表示担忧,70%的人担忧自己的经济状况。而这些担忧的声音大多来自低收入人群。

长申科技的分析师认为在疫情中,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有产阶级的资产在危机中缩水。确实,疫情下股票分红纷纷取消,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财富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中可能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相对于威胁穷人的赖以生存的饭碗,富人损失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他们抗打击和恢复的能力更强。

这里需要区分的两个现象是,财富分配不均,和收入分配不均。按理说,因为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引起财富分配不均。然而,德国因为高税收高福利,让收入差距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但财富差距却日益加大。为什么?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研究报告里认为,财富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研究报告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越高,处于财富底端的50%的人群拥有的净财富比例越低,也就是说,贫富差距越大。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高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财富分配比德国更加不均。德国的家庭净财富水平在欧元区国家远远低于中位数。德国银行ING-DiBa曾对13个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家庭储蓄行为进行调查,27%的德国人没有积蓄,这个比例在15个国家中排第二位。于是很多人做出这样的理解,因为德国社会福利好,所以不需要积累财富。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掩盖了一个事实,收入低意味着无法有积蓄。据联邦统计局,16%的德国人处于贫困威胁之下。根据欧盟标准,贫困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低于社会收入平均水平的60%,德国2017年,这个界限值为,单身人士可支配月收入1096欧元,低于14岁双孩双亲家庭2302欧元。而且,在德国,20%的就业者属于低收入人群,即单身人士税前月收入低于2203欧元。这样的数额在德国,没有存钱或置产的可能。也就是说,穷人和低收入者在这里是有相当大的重合度,低收入者是穷人,无财产者之所以无财产,不是因为潇洒,而是收入低。况且,退一步来讲,即使好的福利制度让不存钱变得合理,那它也不能成为贫富差距的遮羞布。这个问题在疫情之下,显得更加尖锐。在短工津贴之下,低收入者或者受贫困威胁的人群只能获得低收入的60%,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失业人数也在增加。据联邦就业局,德国6月的失业人数为285万,比5月多4万人数。对于无积蓄的人来说,失业意味着最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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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冠危机之下,如何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上,有很多争议。德国一直以来是“黑零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和实践者,而今一夜之间跌入巨大债务当中:针对就业者,消费者,各大企业,各行业等等,政府拿出了最慷慨的经济援助。但是,谁最终来补上国库这个巨大的窟窿?反对党左翼党和执政联盟党之一社会民主党分别喊话巨富阶层:到了既得利益者为国家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负担平衡(Lastenausgleich)的概念也被重新提出来,它在德国被当作实现社会公平的成功的先例。二战后,于国家,怎样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新德国,于公民,怎么展开一个新人生,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命题之下,对社会公平的渴望达到高峰。1952年“负担平衡法律”正式实施,即战后有产者,尤其是有不动产者,拿出其部分财富,弥补给那些在战争中失去财产的人,而这个弥补是在30年的时间跨度里慢慢实现。当时这个“劫富济贫”的做法,相当鼓舞人心,在实际作用上,因为时间跨度大,于富者既没有显得“被劫”了,于贫者则有着极大的心理安抚,所谓皆大欢喜。“负担平衡”甚至被人称作代表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

疫情下,社民党提出了对最富的2%征收财富税。其实,财富税而今只存在在少数经合组织国家,大部分国家已将其取消。在1923年到1996年期间,德国也曾征收过一年一缴的财富税。然而,鉴于富人很大的一部分财产属于企业财产,很多经济学界对财富税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征收财富税只会降低投资水平,抑制就业岗位的创造,以及资本外逃。DIW研究者们更赞同改革继承税。德国常年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也没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巨富阶层的大部分财产是继承而得。而德国究竟每年有多少财富被继承或被赠与,只能靠“猜”,因为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只限于纳过税的部分。据联邦统计局,2018年被继承的财产为847亿欧元,而政府该年在该方面的税收为67亿欧元,不到全部税收的1%,只有0.86%。受争议的部分是对企业财产继承的优惠政策。打着保住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名义,继承企业财产几乎不纳税,这让很多富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将个人财产转化为企业财产进行继承。财产继承“不劳而获”的性质几乎是社会公平呼吁者们最大的靶子。如何在不影响企业运转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是个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

没有富爸爸的穷人们等不到“劫富济贫”的那天了。因此,根据DIW的数据,长申科技的分析师们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鼓励和资助穷人积累个人财产,通俗地讲,就是自己得成为富爸爸,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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