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疫情的大流行给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疫情目前虽已在中国得到控制，但欧洲特别是美国依旧在蔓延，疫情何时才能得到完全控制并不明朗。

物流、人流、贸易流在疫情期间都出现了停摆。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将陷入严重危机，增长速度将急剧转为负增长。

随着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加剧，关于疫情是否会以及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讨论纷至沓来。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这也使“去全球化”一词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关于去全球化的讨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频繁爆发贸易纠纷，包括与其众多盟友以及中国，英国脱欧更是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么，疫情的大流行会不会加剧近几年的“逆全球化”趋势，甚至导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轮全球化”的终结？

全球化周期性退潮

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即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判断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国际贸易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我们所熟知的近现代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

1846-1914年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1842 年，全球商品出口额占全球GDP 的比重不足4%。截至1913 年，该占比已经达到 14%；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亿英磅上升到了1913年的78.4亿英镑。

但一战的突然降临，却给正火热的全球化射出了一支冷箭。即使一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经历了短暂的修复期，但随后又爆发了大萧条和进一步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各国大幅提高关税为标志），并最终引发二战。回头来看，从一战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延续时间长达30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迎来了第二个高峰。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商品贸易额约占全球GDP的20%。70年代能源危机后，这一比重不断变化。但直到90年代初期，还一直保持在30%左右。

自90年代初开始，这一比重迅速攀升，在2000年达到了40%，在2008年更是几乎增至52%。国际商品贸易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经济一体化程度通过贸易不断加深。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达到了3%，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更是攀升至6.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急剧缩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这场撼动全球的危机之后，贸易密集度有所回升，但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并无起色。在此之前，贸易增速大约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而现在两者已经持平，因此有人开始担心全球贸易是否已经达到峰值。尽管全球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绝对贸易额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但就相对贸易额而言，也许全球贸易真的已经达到峰值。

金融危机期间，众多国际金融指标都急剧下降，许多评论家因此担忧国际资本复苏乏力。2011年发行的一期《国际经济》杂志专门就“金融全球化进程是否已经开始逆转”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该问题咨询了14位行业专家，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

即使是在这个相对保守的专家阵营中，也有3名专家认为金融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始逆转，5名专家对此观点表示坚决反对，剩余6名专家则持观望态度，认为金融全球化进程存在变数，也可能会暂时中止。

尽管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的担忧就开始出现。然而，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逆全球化”魅影再现，并在新冠冲击之后，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但短期内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新世界是否将要来到？

逆全球化言过其实

从疫情角度来讲，疫情是一种自然灾害，尽管有很大可能含有人类行为因素。但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能为本国国民带来巨大福祉的基本认知。客观的说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学家推动的成果，也不是政治家推动的成果，而是全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自然选择与结果。

而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无疑是“逆全球化”声浪的最大成因。3 月 31 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紧接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Larry-Kudlow)表示，可以通过回流支出费用化的形式，鼓励美国企业回迁。

几乎同时，日本经济产业4月7日宣布将拨付22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企业会从自身经济效益角度考虑其生产布局，各国政府不可能强制所有海外企业进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转换，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补偿来帮助其进行转换。

利润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企业家们仍然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布局能使产业效益最大化。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来说，生产链回流本土，可能短时间内会带来一些新工作机会，但长远来看代价是企业利润率降低、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损害消费者福利，这是不合算的。

就美国而言，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实施了10年之久，谁都明白制造业能解决大量就业，但从结果看收效甚微。不管美国政府怎么推，企业处于自身利益考量，都不愿意在国内进行过多投资。

结果就是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这近十年的“回流”努力下，节节败退：2008-2015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回到金融危机前的12.8%的水平，更远低于08年前15%左右水平。

受此影响，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也在不断萎缩：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自本世纪一直呈下滑趋势，2015-2017这三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8%，8.3%，8.5%。

而目前发达国家的疫情仍在肆虐，抗疫是这些有能力“逆全球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在这个时点上启动“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目前美国90%口罩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口罩产能占全球比例约50%。

此外，中国呼吸机生产企业共有21家，约占全球产能的20%。欧美在目前情况下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必须物资缺口均在50%以上。

从以上来看，短期内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被动“逆全球化”。部分国家的政府，基于疫情后与它国之间的纠纷，的确可能会采取措施，强制或鼓励本国在对方的企业迁出，以防止可能的风险。

这种情况会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而非在所有国家之间，因而也是有限的，而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对比较小。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市场，一方面会继续吸引新的产业流入；而另外一方面，就算是小部分企业外迁，这些企业也不一定是迁回本国，而可能迁往其它国家。但这属于全球化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转，是一种正常的产业结构调整。

从广义的全球化概念看，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作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全球间的信息流、数据流、思想流流动数量和速度在加快，尽管也面临数据跨境问题的国际争议，以及数字经济存在碎片化的压力，但并没有出现逆转。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世”，加之基于互联网的全球一体化之后，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换言之，在人类占主导地位的系统中，人类活动深刻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界反作用到整个人类体系中去，这样的互动关系只会越来越深化。

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尽管有着激烈竞争或者友好合作，都根本上作为人类而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就此而言，疫情的“逆全球化”言过其实。

应对“去中国化”

但无论如何，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是不容置喙的。这次疫情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即从1945年开始，全人类遇到的最大的一次灾难。

1945年后，世界也经历过几次重大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SARS和埃博拉疫情等。但是其影响面都不如这一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大。

新冠疫情目前究竟造成了多少生命损失，现在很难统计，因为每个国家用的统计技术指标不一样。这次疫情在经济层面上对社会的影响，唯一一次能够和它相比的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面对这场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中国政府加强国际抗疫合作，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团结应对、共克时艰，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增添力量。

要想应对供应链的“去全球化”甚至是“去中国化”，就必须将经济增长的政策聚焦于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改善全球经济环境，增强扩大贸易与投资增长信心，积极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复工复产。在中国遏制住疫情发展的情况下，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尽快阻止住疫情进一步扩散。 

中国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占据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赢得抗疫和反霸斗争胜利，必须掌握未来高科技产业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被外国卡住脖子。中国要实现科技跨越发展，就不能只是跟踪、模仿别人，更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加强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合作的砝码。

在现有基础科学理论下，通信技术以6G为天花板，芯片制程以3nm为天花板，这些都是尖端科技。每一个哪怕只有一点进步就可以带来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就业岗位，当这些可以被称得上是大鱼大肉的硬菜到达天花板，其他远没有这些有发展前景的小菜的价值很快就会被榨得一干二净，世界发展也就会陷入停滞。

停滞是可怕的，一战、二战、冷战几乎都出现在科技遭遇瓶颈之后，科技的滞后使得世界主要国家开启了不同的财富掠夺方式。不论6G还是芯片的3nm制程，都可以在20年内完成。在基础理论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后发优势的效率是惊人的，后来者超越前人是有可能通过科研体量达到的。因此，美国看到了危机。也因此，我们才有了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全球化力量

疫情的爆发反而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化体系的认识，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和挑战越严峻，从理论上说，越有可能推动国际合作、国际间协调的意愿。既然客观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人类生态社会系统中，即便在短期内经济上的关联有所调整，但想退到过去互不关联、互相隔离的状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理想的全球主义者会认为，当人类面临巨大威胁时，应该会增强合作意识一起对付敌人。但国际关系变化无常，没有永恒的友好合作，分与和也是常有的事情。世界进入了大国竞逐的新时代，就像是战国时代的序幕。当前，合作的力量同对立、对抗的力量同时存在，相互博弈。大灾大难不一定会使人们自动摒弃原来的对立和不信任。

持久的合作需要许多条件，包括利益的纽带、共情的观念、互利的机制等。但面对困难，各国更应该携手前行，这也正是文明穿越了上千年而走到今天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