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筱凤

草原和什么最配？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谓草原最真实的CP。然而，踏上科尔沁那片沃土，这里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不是牛羊，不是牧马而是万亩良田。

科尔沁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古语意为“神箭手”，因成吉思汗的二兄弟哈撒尔得名，这里是哲理木十旗会盟之地，也是13岁就出嫁的孝庄皇后的娘家。

我的目的地——科尔沁右翼中旗，简称科右中旗。“旗”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别称，相当于“县”的意思。站在科右中旗杜尔基镇一个嘎查（村庄）的高处，眼前打开是草原大米的画卷。草原和大米成了这方水土里一对更真实的CP。

正值农忙时节，农民播种的身影散落在“万亩棋盘”上，绿色的禾苗连成一片。除了草原上凛冽的大风，似乎眼前的景象不是在塞北而是江南。

霍林河的福泽

草原上竟然能长出大米？

据《兴安盟志》记载：1919年一部分朝鲜族农民来到扎赉特旗绰尔河下游巴岱乡一带种植水稻。1928年在洮儿河、归流河一带也有朝鲜族农民种植水稻。

而草原和大米是一对不为人熟知的CP。

不过，历史的长河中碰撞出最绮丽的火花要数机缘巧合了。

曾经，游牧民族以飞禽走兽之肉和牛羊肉、奶制品为主要食物，清朝中期，有牧民种植少量的糜、稷，加工炒米。通常而言，水稻是南方的产物，而北方的天下则是玉米、小麦、土豆。因而，玉米、土豆等似乎才是草原上的绝配。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印象。

因为，北方气候多寒冷，无霜期短且缺乏水利设施，严格来讲，是不适合水稻种植的。单从水稻积温（生长周期累积起来的温度叫积温）这一条件就能说明问题。

如东北沦陷后那首悲愤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那样：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即便是东北的黑土地在相当长时间里并不种植水稻。

然而，奇迹就是这么出现了。

在19世纪中叶至东北沦陷之前，鸦片战争敲开国门，清政府逐渐放弃对东北地区的封禁，因而，朝鲜人便有机会进入图们江及鸭绿江对岸的东北边疆，而这些朝鲜移民有一个特长——耕种水田，具有丰富的水田农作经验。

入华之后，朝鲜移民大胆地在一些汉农放弃的草甸地、苇塘地和洼地上开发稻田，克服重重困难，东北的土地上开始有了水稻的身影，是他们揭开了东北近现代水田开发史的序幕。

不得不佩服朝鲜人的开拓精神，尤其是东北的朝鲜人。

如今在市面上响当当的大米品牌，有来自松江流域有着“塞北江南”美誉的响水大米；人说“泰国香米出凫水，中国香米出五常”的哈尔滨五常大米，以及松辽平原上的盘锦大米......

不过，在一众的大米品牌中，草原大米——兴安盟大米也是来自北方的一匹黑马。

其实，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有几次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华的历史，除大部分落户到东北三省之外，也有一小部分机缘巧合来到兴安大地，这是历史上常见的民族融合。

朝鲜人民不仅把歌舞、辣白菜和辣椒酱带了进来，他们最为擅长的水稻种植技术也跟随而来。这就是科尔沁草原上配稻米的人和。

农业自古靠天吃饭。除了人和，更重要的还要有天时地利。

“霍林河是我们科右中旗的母亲河。”笔者见过的科右中旗人都有如是感慨。草原大米的产生离不开霍林河的馈赠。

科右中旗地处松嫩平原、松辽平原和大兴安岭向科尔沁沙地过渡地带，是三大地貌的结合部，由于优越的地利位置和生态环境，它得到自然眷顾也更多一些。美丽的霍林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飘带镶嵌在美丽的科尔沁草原上绵延流淌，它淌过科右中旗的中部，润泽这片将近科右中旗15%的土地，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霍林河沿岸平原。

稻米种植有几大因素：品种、土质、水源及温度。

科右中旗地处有着“黄金水道带”之称的北纬45度，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在这里，年平均气温5.6℃，无霜期120天，年降水量388毫米，季风条件丰富，农作物通风好，水稻病虫害发病率也就低。

天时地利，因而这里有“盛开”了万亩的水稻良田。

享受着霍林河的福泽，这里的人们扎根在这片草原肥沃的土地上，沿用着朝鲜移民流传下来的方法和土地打交道。靠着最“原始”的惯性维持着生活。

5.6月份正是插秧的季节，农民们在土地上劳作，可以想象，在10月份丰收的季节，草原的风吹过，金黄色稻浪滚滚佛动的盛况，以及洋溢在农民脸上丰收喜悦。

位于科右中旗杜尔基镇的兴安盟大米标准示范基地

 三个剪影

2011年科右中旗爆发了一次山洪。沙石流淹没农田，庄家绝收，羊也被冲跑了。几代人看天吃饭，王梅花眼里看不到希望。雪上加霜的是，屋子里的沙子堆了一米高，突如其来的灾难似乎有些生无可恋。

尽管科尔沁的草原美景能够让人亲临“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之境，但是，这里依然有着很现实的问题——贫穷。

1988年，科右中旗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纳为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片区，成为国家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也是中宣部对口帮扶对象。

王梅花所在的双金嘎查（村庄）就是重点扶贫的对象之一，据双金嘎查所在的镇（杜尔基镇）党委书记金德晓介绍：杜尔基镇的面积1143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027人，原来建档立卡贫困户是646户，1680人口，这几年下来的脱贫攻坚主要任务是2020年脱贫县摘帽。科右中旗2019年完成摘帽，目前在巩固脱贫成果阶段。

据地歌网了解，内蒙古人的生产方式以农牧结合为主，不过，在禁牧之后，当地人生活生产方式就更单一了。

杜尔基镇脱贫的主要抓手是稻田。

在科右中旗有10万亩稻田，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杜尔基镇，霍林河流经杜尔基镇47公里长，沿着霍林河两岸，这里的稻田种植条件优越。

但是，科右中旗长时期以来保持着传统的、分散的小农模式，农民靠天吃饭，自种自收，虽然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可支配收入并不高。

很长时间以来，这里的农民80%、90%主要是针对国储种植圆粒稻。国储粮只能卖最初的稻谷，去年每斤收购价约在1.3元，每大亩收入能在一千块钱左右，小亩算的话收入在六百多块钱，盈利相当微薄。

脱贫必须要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在当地也有一些农民也在做尝试，他们依靠的方式是通过合作社来突进，毛督嘎查的巴特尔就是一个例子。

兴安盟淘乡甜小鲜米包装出厂

今年44岁的巴特尔没读过书，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他生活在草原上，用祖辈们传下来的方式耕种土地。

从去年开始，巴特尔便想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那就是领导着一个十几人的合作社分队探索稻米品牌的市场化道路。

今年巴特尔合作社流转过来的农田有1200亩，今年开始已经全部种植长粒水稻，按照绿色标准种植方式，其合作社每亩产能1200斤稻谷，大米的产出率是700斤，今年能够产出8.4万斤大米。

稻谷丰收之后，巴特尔采取的是代加工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品牌的包装和生产，这一过程的成本支出都由巴特尔承担。不过，巴特尔告诉地歌网，销售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好解的问题。目前，他们的大米一般在兴安盟当地卖，他去过一次沈阳，由于农忙这块的推进就搁置了。

目前，巴特尔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家里帮父亲申请大米的绿色标准认证。

透过巴特尔合作社其实暴露充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这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尚未健全，产业化程度低。农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盈利仍是一个拦路虎。

另一方面是农产品标准化的销售体系不健全，从生产到销售末端的链条冗余、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户的销售难度大，同时品牌意识不高导致有产品、有品质却无品牌，生产端附加值低。

巴特尔在电话里告诉笔者，只想让家乡的好东西走出去，给合作社的人挣点钱。

毫无疑问，巴特尔想做的事儿，其实科右中旗一家粮食加工企业二龙屯公司的薛利军董事长一直坚持了很多年。

薛利军曾经在中国农机系统上班，由于政策性下岗就选择了下海。作为商人，尤其是20年代就开始下海的商人，在薛利军的选择中他完全有机会、有条件、有资源进军房地产、矿产等好几个赚钱的产业，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农业，在他眼中，农业是本，这是一件有利千秋万代的事情。

“两袋米、两头牛，风风火火搞旅游。”这是薛利军一段时间以来带领二龙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探索。

目前，二龙屯公司业务板块分为三部分，两袋米，其中一袋是大米，一袋是玉米的规模化问题，继而再推进旅游体验基地的项目。

据了解，在大米市场化方面，科右中旗规划了30万亩基地，每年以100万亩的速度拓展。1万亩水田带领100户农民，就有100户产业，振兴农村，产业振兴相互反哺。实际上，这其实是在“公司+农户”的产业化道路探索。

比如说一斤稻谷，国家现在是保护价1.3元，农民真正卖的是1.2元多一点，几乎就是粮食的购置成本，如果每斤粮食能增收1-2毛钱，一旦规模上去之后，收益很容易看见。按照100亩的产量来算，一年的增收也有2.4万元，这个数字足以冲击年收入3000元的贫困线水平。

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二龙屯这样的公司介入。不仅在生产上能够提供较为有体系的链条，在对接市场上反应更加灵敏，更能够推进标准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企业能够和资本紧密结合，能够迅速响应政策的号召。

回头看看，王梅花、巴特尔、薛利军是科右中旗在“米事儿”上的三个剪影。

他们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情感寄托，也在大米上有着一个共同的诉求——改变。让草原大米能够走出草原，让世代的穷日子变好。

实际上，为科右中旗大米走出草原还有两个“操心”的身影——政府和平台。

帮助重点贫困地区脱贫，让农民增产增收，水稻从产到销的市场化道路离不开政府、平台、企业、农民四大主体分工协作。

敖包下的数字科技

2018年10月，首批约320吨兴安盟大米从科右中旗装车发往成都、武汉、广州等5个菜鸟仓，并由此分发到全国20万的消费者手中，这个数量创造了兴安盟大米线上的销售记录；

2018年双11，兴安盟大米首次登陆天猫，当天销售16000件以上；

2018年12月，阿里巴巴举办的2018脱贫攻坚公益直播盛典活动上，兴安盟大米作为主推产品，4个小时内，超1.6万份大米被一抢而空；

截至2019年1月31日，兴安盟大米已入驻阿里巴巴淘乡甜官方旗舰店、天猫超市、天猫优品等渠道，累计11次参加聚划算，累计销售约400余万元，累计销量约600吨，涉及2000多亩稻田；

......

这是阿里巴巴在科右中旗的助农轨迹，兴安盟大米在淘宝平台上，由籍籍无名变成已初具影响力的内蒙古大米品牌。阿里电商平台在其中体现了强大的销售势能。

实际上，农产品上行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往往很多电商扶贫的项目走到最后也只是打“游击战”，当季节性的产品出现之后，立项目、拉队伍在销售端帮助农民把产品给销售出去。这样的操作往往治标不治本。

“电商扶贫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体现在销售前端，它在后端涉及到生产、包装、标品化、物流配送等多环节的问题。”科右中旗工信局副局长卜延春如是强调。

卜延春局长告诉地歌网电商扶贫是科右中旗政府的四大扶贫项目之一，在这个项目上他们已经摸索了4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建网站，后来销路没打开，也曾经在各大电商平台推进过合作。

“电商其实是月级的变化，在这个路径中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太难了。”卜延春局长。

在中宣部的牵头下，阿里巴巴的淘乡甜数字农场有了落地兴安盟的缘起。

去年9月，阿里巴巴大农业团队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政府及当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当地包销4万亩优质水稻，通过阿里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提升兴安盟大米品牌，同时阿里脱贫基金将帮助当地铺设农业IOT设施，打造全国首个数字农场，通过科技升级水稻种植方式。

阿里巴巴淘乡甜数字农场兴安盟大米标准示范基地

“淘乡甜”是马云亲自给取得名字，寄予了阿里农村项目极大的厚望。“做农业就是改变现状，要农民、企业能够在其中挣到钱。”这也是马云给阿里农产品上行项目最朴素的寄望。这就是淘乡甜的初心。

具体到兴安盟大米产地，阿里巴巴的数字农场将在“产-供-销”全链路上进行数字化升级，所谓数字农场的全链路数字化升级，总结起来是产业链前、中、后端八个环节的数字化：耕 – 种 – 管 – 收 – 仓 – 工 – 贸 – 运。

数字农场直接从源头管理兴安盟大米的品质，让当地农民能够实现降本增效，最终能够增收。

比如，在种方面阿里进行的是消费数据选种。消费数据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分别喜欢什么米，用户人群集中在哪里，把这些数据结合当地气候，告诉兴安盟农民应该种什么品种。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兴安盟以前种的国家储备粮，国储粮加工成大米后的市场价格是一斤1.8元-1.9元，现在阿里让兴安盟种的粮食是高端精品粮，这种大米在市面上的价格是一斤4.9元。

“比如选品为长粒香和稻花香，它要求积温2500到2800。怎么去追积温，原来农户可能就是看天定。现在的方式是，政府引导先进的技术进来，给你们盖棚子，让你们到大棚里面去追积温，把这个温度弄回来。现在育秧都是用大棚的方式育秧。大棚育秧的方式有两个好处，一，统一育秧，第二个，把积温给追回来。”阿里巴巴大农业发展部高级运营专家章新光介绍说。

这个就是阿里淘乡甜数字农场在技术上的帮扶。

农户在布有数字化农业设备的田里用机器插秧

前面提到的王梅花是阿里巴巴淘乡甜数字项目的普惠的农民之一，她家目前种植有100亩土地，按照阿里数字农业的标准种植，有了数字的赋能，其在选品、种植管理等方面似乎多了一个“睿智”的指导老师。

只要把稻米种出来，其他产品化、市场化的问题就交给企业和平台。实际上，这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目前阿里淘乡甜项目整合了零售通的100万家店，大润发350多家店，盒马的店全覆盖，此外还有联华超市、三江超市等线下渠道，在线上还有覆盖农村的农村淘宝。其中，兴安盟大米在零售通已经覆盖了大概1万多家店，动销率40%左右，去年年货节开始，三天生产了32万包米，阿里渠道一举帮扶清空。

据地歌网了解，阿里大农业团队在2018年帮扶了10个县，今年的目标是帮扶24个县。看到淘乡甜数字农场的项目推进，笔者想起蒙古的敖包。

“敖包”翻译成汉语叫土堆子。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们用石头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逐步演变成祭山神、路神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

敖包下的数字科技不也在指路吗？

站在万亩基地的观景台下，风很大，敖包挂的经幡飒飒作响，阿里的数字采集溯源桩星星点点定格广袤的田野上，看起来也像极了路标，在指路，指一条农产品上行的脱贫之路。

目前，科右中旗淘乡甜的示范基地里的水稻种植已经穿上“数字化、市场化”的外衣，这里的农民开始拜托原来“传统”种植的惯性，他们开始“未卜先知”，比如选什么品种，施肥的量，防病虫等。

这或许是摆脱完全靠“天”吃饭的传统。

做农业要有敬畏

“做农业要有敬畏。”阿里巴巴大农业发展部高级运营专家章新光（花名土元）不止一次告诉地歌网。

土元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双手看起来也很粗糙，这大抵是经常游走在各个项目的田间地头，和土地亲密接触的原因。作为阿里巴巴淘乡甜粮油米面项目的牵头人之一，他有时候戏谑，做农业要成就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阿里巴巴数字农场旨在推动农业产区实现“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升级

可以想象，一个农业项目的落地起码需要四大主体之间高度的协同配合，政府的支持、企业的介入、农民的配合、平台的助力等，这其中必定涉及无数沟通、协调，让资源调配能够实现最大公约数。

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关于乡村经济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曾经有过苏南模式、乌镇模式的探索。

然而，对于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世代沿袭的惯性，改变需要跨越的是一条科技、市场、农业、农民之间的鸿沟，换言之是创新和守成的碰撞。

曾经看过一则媒体的报道，在三面被沙漠包围的西北村庄，用最传统的耕种方式，他们成为黄土地上“末代农业”的“守墓人”，换言之，他们也是被科技浪潮给日渐淹没的“末代农业”的“守墓人”。

大城市里待不住，而农村种地又不挣钱。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有 2.87 亿农民到城镇务工，未来20年还将有5亿农村人口要实现市民化，占农村总人口70%以上。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对两万多户农户的观察，我国务农一线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 53 岁左右，其中 60 岁以上的务农劳动力占到 1/4。

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良性循环不易形成，它的可持续以及自主、自发性等尚待解决？

对“公司+农户”的市场化改革，笔者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农民不听政府的话？农民不想挣钱？

其实一切问题的根源都要从“人”说起。

在土元落地的项目有一个故事触动了笔者。某种程度而言，淘乡甜的新疆巴楚留香瓜已经成为“网红瓜”，但各中曲折旁观者不知。

要想一个农产品能够在平台上卖必须在产品质量上能通关。有数字、有科技指导农民生产种植是好事儿，但是，农民们一是听不懂，二是没有听话的冲动。那么助农不就成了“单恋”了吗？

当阿里农村项目到到来时，新疆瓜农一开始无动于衷。土元急了，想了一个更土的办法，什么大道理放一边，要求一根藤上只能长两个瓜，多一个瓜少一个瓜都拿不到补贴。

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胡萝卜+大棒”的软磨硬泡中走成的。

然而，这样的知识代沟还只是第一道门槛。

农产品上行的路径探索并不是阿里巴巴一家在尝试。下沉市场的机遇热了很长时间，由产到销，通过平台赋能降本增效的讨论也不再少数，毋庸置疑，这是一条漫漫的长征路。

最后不妨看一下土元在推进阿里巴巴农村项目的三大心得，笔者把它称为“农产品上行”心经：

第一，要敬畏行业。一定要抱着敬畏的心去做农业，跟农业不能开玩笑不敬畏这个行业，慢慢会让农民、企业损失很多；

第二，尊重农民。不要去认为农民什么都不懂，其实农民在种地这方面有很多的直接经验，比平台、比企业懂得太多了，要向他们学习；

第三，热爱农村。你不热爱农村就无法融入他们、了解他们。

在手机上一袋米、一箱瓜，点击加入购物车，结算、付款一系列不到1分钟的操作，甚至一个小时宝贝就送到了家门口。而从产到销，这背后是一群人的勠力同心。

笔者的科右中旗之旅，看到的不止是草原上的大米，更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这里生活的世世代代人们直接依赖于这片土地，他们的生活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地方的人，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透每个人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对乡土人们的描述：乡土社会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或许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惯性中生活。

当阿里的数字科技的注入，是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带来的一种惯性的改变。淘乡甜初心的注入，霍林河的福泽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