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

算法驱动下新闻数字化再集权

2018/12/3 15:49:00

简单理解,我们通常谈论的算法是指以计算机为工具,利用数学模型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既可以是逻辑确定的一系列步骤,也可以是根据数据来自我学习优化。比如说常见的搜索引擎;根据你的历史行为和当前状态淘宝推荐购买物品;app推荐你想看的文章、视频,还包括自动翻译,以及识别图片中的物品画面,帮助盲人比如AlphaGo下围棋等等,这些都是算法的实际应用。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算法已经明显充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新闻中的算法

    数字化时代对于媒体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可以不去参与算法的运算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其中的步骤和工作流程。在未来的新闻传播领域,算法推荐以及新闻的自动生产都和算法息息相关,不得不承认算法已经加入到新闻传播的生产大链条之中了当然这也包括受众的信息调查,不可否认的是算法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算法的个性化推荐

    其实算法推荐一开始是为了解决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矛盾而生,伴随着互联网带来了无限的容量和信息,在这些海量的信息当中个人的需要就显得尤为突出,再加之长尾需求和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判断,以及全天候的新闻需求和“隔夜的报纸”都构成了现代信息的矛盾。

现在的互联网更偏向个性化的新闻,现在一份报纸或者一个节目不可能满足各种各样的受众需求;从微博当中就可以看出:热点是以分钟来更新的,热点不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分钟为单位,甚至以秒为单位。为了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所以导致了算法个性化推荐的产生,这项技术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有效解决传播的痛点,现如今许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运用算法来传播新闻了。 

(二)算法推荐应用与商业公司的实践

在今年的1月11《今日头条》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交流会,在会上《今日头条》公开公布了自己的算法规则并向大众展示了自己的算法观念——主要基于四个要素:场景、内容、用户偏好、以及平台优先级。场景方面今日头条针对用户地域场景的不同推送当地新闻;内容方面,现在很多内容在技术媒体上已经被标签化了;今日头条信息来源一方面是来自本公司自己捕捉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专门的机构进行处理加工,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开放头条号,就是说公众自产信息进行上传,这些自产的新闻可能来自于其他新闻机构比如腾讯新闻,网易新闻,也可能来自于原创信息,比如自己旅游的感悟或者对社会新闻的评论等。那么平台优先级就会首先推送头条号当中的热门文章,它会对其他入口进来的信息进行次化排序。

那么受众阅读相同的信息或者说算法的分发是否会造成信息窄化?又是如何判断用户的信息窄化了呢?其实算法有其自己的计算方式,比如今日头条后台数据会统计用户收到今日头条的信息的单个门类是否超过50%,比如用户今天使用今日头条并且浏览的信息当中体育新闻超过了50%那么就可以认为我的信息是过于窄化的。据统计显示超过14%用户单类信息比例超过50%

二、集权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可以说已经上了年纪,1956年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提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它是在印刷术发明不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集权主义氛围下提出来的,当时报刊是受到严厉的控制的,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在当时觉得理所应当,集权主义者把人民当作襁褓中的人民,统治者把认为应该被人民所知道的消息通过报刊进行传达,以至于出版发行权利掌握在统治者的受众,自然,统治者同样掌握着舆论的控制。政府赋予出版人员发行的权利,出版发行人员依靠着政府来获得更稳定的收入,可以看出,在当时出版机构已经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自己的喉舌不能说出自己的话。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报刊自由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出版发行商开始拥有自己的思想,一方面自由放任经济制度成为当时流行的风气,另一方面,失去政府资金支持的出版商不得不以更加独家的新闻和激烈的言论来笼络读者维持生计。相对于以前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则显得更加开明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到了现代社会集权主义理论真的不复存在了吗?我想最起码在算法兴起的新闻领域这样的表现会越来越明显的。

三、算法推动下的数字化再集权

(一)算法推荐的相关思考

可以看出的是算法推荐是一个商业性的技术手段,既然商业性的技术手段进入了一个新闻传播领域而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必然有一定的公共性,必须要独立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外,同时还需要有客观性。那么,现在的这个商业利益的算法和我们新闻独立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这样一个价值倾向必然会产生矛盾,我们都知道普利策新闻奖往往最高奖项就是公共服务奖。它代表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最终诉求。算法的商业性和这个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共利益诉求就必然产生一个矛盾。

其次是算法价值观的隐蔽性。今日头条的算法是经过设计师设计之后的算法。对于公司来说它是一种盈利手段是一个商业秘密是不可公开的。对于受众来说应该被告知这条新闻的推送是基于什么?基于怎样的判断?而以往的新闻传播是由专业的记者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产生的,其后整个组织的把关。那么现在的算法没有人进行把关,往往只是信息的挑选。那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这是我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新闻再集权的表现

商业算法推荐盛行的背景下,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利转移与角色变化。我们知道如果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他的信息传播除了起到把关作用同样还起到了另一个作用,那就是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和把关都会最终形成一个拟态环境。当前许多的技术公司和我们的专业媒体进行合作,比如说《新京报》的视频部门就和腾讯视频进行合作。《新京报》视频部门专门进行内容的生产而腾讯视频利用她巨大的传播优势和客户量给《新京报》进行受众的分发,作为一个流量入口,从而进行信息传播。那么,《新京报》就成为了一个内容创造和内容分发分离的新闻媒体的角色。其实这样的做法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忧,这实际上是把新闻媒体拱手相让给技术公司,相当于传统的媒体把自己的把关权和议程设置的能力给了技术公司。这样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互联网的在集权。

前些时候的Facebook的泄露门事件,大量的个人信息被网络公开,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用户失信。而这个事件背后所反映的就是互联网的过度集权,我们所有的个人信息全都展现在了Facebook上。那么这样它就成为了一个决定我们信息传播和周围信息环境的定时炸弹。这也就使原本去中心化的环境变得再中心化。我们以前是门户网站,自从有了社交媒体之后我们实现了去中心化,而去中心化演变为再中心化就在于各个网络的节点。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每个人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那么话语权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民主的变化。

关于这种现像的另一个担忧就是收入分成。公众媒体数十年建立的数字化经济付费墙付之东流,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他和一些内容生产者签订的合约就是三七分成。如果每个内容生产者都将自己的信息分发给互联网公司,那么自己的付费墙就会轰然倒塌。在未来如果生产和内容分发剥离的话。最终就会着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传统媒体的把关权将不复存在,第二个就是。传统媒体的付费墙轰然倒塌。这两个结果的根本就是新闻权利的再集中。

(三)新技术导致的权利集中

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互联网是根据个人的自有定位而形成的,所以,互联网并不能按照现在的社会阶层,社会关系进行定位。但是当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新的社会分层也会重新出现,它更多地受技术水平的影响,逐步转化为话语权的分化。媒体运用大数据所带来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数据的来源,数据的分析和加工,以及人才设备等必要条件的使用。但是利用外部条件可以很好地化解这些难题那就是媒体合作,这里主要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合作,传统媒体将自己的话语权、信息权通过商业行为的方式进行转移,这些本该在传统媒体手里的权利日益集中在了新媒体商业公司的手中,这也使得商业公司对于媒体的制约能力进一步增强。

总而言之,在算法尚不严谨或者算法漏洞百出的前提下,商业行为影响传统媒体话语权的时代,如何在保证自己的底线不被戳破的情况下进行权利的适度分发,如何有效的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去传播将是我们所有传统媒体应该进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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